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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一點上，漢武帝無疑是高明的。因為就在他死後，桑弘羊仍然認為漢武帝的一切所為都是正確的，盡善盡美的。漢武帝定下的規矩一概不能變，漢武帝施行的方針統統要照舊，所以，匈奴要繼續打，鹽鐵官營要繼續搞，嚴刑峻法要繼續用，而漢武帝的貢獻則要毫無保留地歌頌。至於社會上出幾個盜賊，讀書人有幾分牢騷，全然屬於作奸犯科，必須嚴厲鎮壓，以儆效尤。切忌姑息之政，無須仁義德化，只要手中有槍桿子，看誰敢站出來搗亂！
不過，他給漢武帝所上的奏章倒是提醒了漢武帝，這位帝王下了一道詔書，這道詔書叫罪己詔。因為這是為輪臺墾疏來寫的，所以歷史就稱它為輪臺罪己詔。在這道詔書裡，漢武帝主要談到了這麼幾個問題。第一，否定了桑弘羊在輪臺駐兵的提議。第二，對自己的一生進行了深刻檢討，決定要對百姓溫柔。最後一點，要採取各種措施恢復生產。
一個這麼大年紀的老頭，而且還是一個帝國的首腦，居然向全天下百姓道歉，其勇氣可嘉，其清醒的認識更讓古代許多帝王不可企及。《資治通鑑》的作者司馬光在評論漢武帝下罪己詔時這樣說道：漢武帝和秦始皇相比並沒有區別，漢武帝和秦始皇是一個樣，都建立了大功勳，同時在後期也把帝國折騰得奄奄一息。但是漢武帝有亡秦之失，而沒有亡秦之禍。就是說他雖然有秦始皇的過錯，但是沒有造成秦始皇亡國的結果。原因很簡單：秦始皇至死都沒有想到自己有過錯，而漢武帝卻在晚年知道悔改，一個平常人要做到這點都不容易，更何況是主宰天下的君王呢！
雖然，這個時候，漢武帝懸崖勒馬已經晚了。但他只需要開這樣一個好頭就足夠了，在他死後，漢朝天下之所以沒有像秦帝國那樣土崩瓦解，就是因為他晚年對重大政策的調整。在他生命的最後兩年的時間裡，他結束了一切對外戰爭，一心一意搞經濟建設。如果說，漢朝統治又能延續許多年是昭、宣二帝勵精圖治的結果的話，那麼，讓這兩位皇帝和兩朝臣子同心協力創下&ot;昭宣中興&ot;的起始點就是漢武帝晚年的改弦更張。
而讓漢朝的發展在這起始點並沒有停下的就是漢武帝所選的輔政大臣霍光。
前面我們談到，霍光此人為人踏實，辦事穩重。這樣的人辦事能力不高超，但絕不會走歪路。事實也正是如此。
武帝抗擊匈奴圖霍光輔政後，一方面，動用權力資源，對漢武帝的某些政策作必要的調整，如在對匈奴和戰問題上，根據漢武帝對匈奴戰爭的實際後果，結合西漢王朝當時的政治、經濟需要，在屯軍戍邊，對匈奴小規模入侵進行必要還擊的同時，穩妥持重，不再主動出擊；在經濟政策方面，改革鹽鐵官營的某些弊端，廢除酒榷，舒緩和化解來自社會的怨憤和壓力。另一方面，又保持頭腦清醒，避免矯枉過正，旗幟鮮明地從總體上肯定漢武帝的歷史功績，堅持貫徹鹽鐵官營等基本政策，做到&ot;霸王道雜用之&ot;，確保漢朝統治的國本不至於被動搖，從而在穩定有序的前提下，巧妙度過漢武帝身後一觸即發的政治危機。
大漢王朝的前途被漢武帝暫時賭對了，但是，按照帝國的制度，僅僅有輔臣是不夠的。江山永遠屬於劉姓，這是劉邦規定的，更是帝國制度規定的。所以，要尋找一個自己的子孫來做皇帝。
接班人在哪裡
重大國策的調整，並不能解決漢帝國的延續問題，一個帝國的延續如果沒有一個優秀的帝王和一班臣子，即使前一個帝王在建設上有多麼重大的成果，都是枉費心機。
如果不是發生&ot;巫蠱之禍&ot;，太子劉據必將是漢帝國的下一位皇帝。第一，漢武帝漸漸地意識到像他那樣東徵西討的帝王作風已經不適合帝國的前途，所以，漢武帝認定的接班人就應該是劉據這樣的&ot;仁恕溫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