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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笑道：“班老師確實是學問大！”
觀察大陸學界的情況，我提到一個學術上“隔代遺傳”的問題：大陸上與許先生同一代的學人，最好的年華都在運動裡，沒有機會在最有創造力的時光潛心學問，殊為可惜！比許先生前一代的學人，在五四時代到抗戰前成長，不少人國學根底深厚，又留學海外，經受歐風美雨洗禮。而比許先生晚一代的學人，則有幸在改革開放後讀大學，許多人又有機會到海外訪問進修。因而，1980年代成長的學人，常常跳過上一代，直接繼承了1930年代的學術傳統。許先生說：“這個斷層很可惜。大陸跟我同輩的人，身受的苦處，我們為之同情，我們也為之悲痛，因為我們的生命沒有受過這個折磨，不是肉體的折磨，是心智的折磨。他們的遭遇太可憐了，承受多少壓力，多少苦難，我不忍再說什麼了。所以，現在三四十歲的人才極其珍貴，中國不會沒人，因為中國的人以統計數字來說是很大的，一定有大量人才出現。你們這一代很努力，臺灣跟你們同輩的人沒有你們努力，臺灣六七十歲的人曾經跟你們一樣努力。兩邊如果合在一起，可以互補，中間的斷層慢慢修補，但是時間不夠了，像我們這些七十多歲的人都快離開了。”
我說：“有時候，苦難是可以產生哲學家、思想家的。”許先生說：“折斷的樹枝太多了。在大陸，大家常常稱讚顧準，他們說顧準是一個非常淵博的人，我看他不太淵博。顧準對希臘研究也不太透徹。但是我們不能苛求，要憐憫。我常常跟美國的朋友講，你不要怪大陸的學者那麼沒骨頭，易地而處，我做得可能比他們更差，所以，要有憐憫之心。”
在抗戰時代，許先生從地理書刊中逐漸知道中國邊疆上外人屢次侵略的路線，以及中國人抵禦的方式。他常玩一個“遊戲”：在中國的北方邊疆地圖上，一次次設計紙上作業，在那些地方抵禦蘇聯的侵略。他也曾有野心，夢想今生能夠派遣一支艦隊開到泰晤士河口，要求英王出來道歉。我問許先生：“您到了五十歲，為何理解到多少罪惡是以國家之名在進行？”許先生說：“國家作為一個政體，假如這是一個機器，到了不同的人手裡就會有不同的情形。到了一些錯誤使用國家機器的人手裡，國家就變質了，犧牲了人民，也犧牲了國家存在的目的。所以，以這種方式來說，一個國家本身作為被忠愛的物件，就沒有意義了。”
小 引（7）
在現實世界裡，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情緒百年來連綿不斷，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許先生說：“我們這一代我能理解。因為我們這一代在戰爭中長大，看見過日本人打中國人種種的事情，我們看見過戰爭裡產生許多的災害，許多的悲劇，驚心動魄，刻骨銘心。日本人一個炸彈丟下來，毀掉半個城，中國人逃難路上身體衰了就倒斃，旁人走過都沒有時間埋葬。我們這一代的愛國情緒是很自然的。但到我五十歲以後，警覺到不能盲目地愛，套用白樺的話：‘你們愛祖國，可是祖國愛你們嗎？’許多老百姓，他為國家做了多少犧牲，國家為他做了什麼？毛澤東說中國人站起來了。這句話是反映了許多中國人的心理，但到後來，在這種前提下，犧牲了多少人？我不能隨便愛。所以，最後我是愛全人類，我尊敬每個個人。不同的國有不同的定義，從部落國到聯邦國，是不同的國。國對老百姓的關係，有不同的方式。國的疆域，每個時代、每個民族有不同的邊界。你不能拿國作為一個永遠神聖的東西。”
我問：“美國的愛國主義情緒有那麼高漲嗎？”許先生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