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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一郡之軍政財大權，率操諸太守一人，則地方政治之良窳端賴乎太守一人。一郡治亂之責，亦由太守一人是問矣。因之地方之監察機關，亦專察太守一人。漢代之地方監察官為&l;刺使&r;。刺使之官品(秩)次於太守，僅六百石；然權責至重，專已刺舉太守過失為事；太守有功，亦得奏褒。一般職責是&l;奉詔條察州&r;，非條所問即不省，劃定刺使、監察許可權，不得逾越。所謂詔條凡六：即一條：強宗豪右，出宅逾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背)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眾為奸；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情，喜則淫貪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恬榮勢，請託為監；六條：二千石遠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今【見&l;前漢書百官公卿表&r;顏師古注】等六條。
試觀此六條所定，即為專察太守，六條以外不舉。刺史如越俎代庖，超出六條範圍，往往得罪，故刺史不察&l;黃綬&r;(黃綬秩在二千石下)。蓋太守屬官選罷之權既率操諸太守，其功過賢愚，既有&l;功曹&r;、&l;督郵&r;等為之考績，則屬官有罪，太守自不能辭其咎。如西漢宣帝時，涿郡太守即以查舉不實貶秩。故刺史但集中注意力監察太守，而無幹預地方政治之弊。
且刺史無定治所。官署所至，隨遇而安。蓋株守一隅既易受矇蔽，且與郡太守私人間接觸過密，亦難免發生個人恩怨。而流於舉刺不實也。刺史不時巡行以聽取民意；每歲復於秋分時作定期巡行，以便人民欲有控訴而有所期待也。刺史既專為監察太守而置，以一刺史之彈幼或褒奏即可決定一郡太守之黜陟，不若今日之監察使必須三人聯署始發生效力也。
故漢之刺權至重矣。然官階則志卑，秩不過六百石。以六百石之小官而專以彈劾二千石之封疆大吏為事，則其行使職權時之兢兢業業，亦可想見，如是則庶不致有刺舉不實之處。蓋位卑則不濫行其權，職重則可專行其政也。【引顧亭林&l;日知錄&r;語】。正即以其官階低，而職在專打老虎不捕蒼蠅，故刺史既有其自尊心，復可啟發犧牲精神故能遇事不逃避，不塞責。以故漢代中央對地方官吏之考績，率一聽刺史之報告以為斷。
其外中央朝廷復不時派遣大員巡行郡國，訪問民間疾苦，以補刺史之不足。是為漢代之地方監察制度。(四)人權人格與人民參政
吾人研究漢代地方政治制度，固知其創製之完備與用意之深遠矣。然猶不特此也。制度之優良固可補人事之不足，然漢代地方行政之基本原則，及其人事制度之完善，則尤有足多者。西漢中興今主孝宣帝曾說：&l;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r;【見&l;前漢書元帝本紀&r;】。三者並用，換言之，即厲行法治，而不傷儒道雍容的精神。以儒道調和法治，故漢代政風至為純正。漢武帝時董仲書輩即首倡以經術飾吏事。至宣帝時懲武帝之嚴酷，政重寬和。故漢宣帝時之政治風氣，尤為高雅清正。官場陋習甚微。
後世之言法治者政府官吏上下之間，但有法定的關係。在上者恆恃法以繩下；在下者至多亦不過守法免過而已，彼此之間，無精神上的聯絡。以故居高位者每至運用其政治地位，辭嚴色厲，奴役屬僚；居下者亦易流於敷衍公事以取悅長官為能事，而恬不以為恥；甚或承奉長官顏色，用招恩寵。即有賢者，亦難免失其敬業樂群之心腸。但求無過而已，不能發揮其最大的工作效能。以故宮吏上下之關係，如非劃若鴻溝，即侵幸阿黨。流風所至，清正之士每視從政為畏途，而戒懼斂足。如此則國家行政場合遂為宵小徵逐之鄉矣。
而漢制則不然。漢法雖嚴，然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