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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一浮不僅主張破除程朱陸王的門戶之見，而且主張破除儒佛、儒道、佛道，以及儒、佛、道內部的種種門戶之爭。他認為，“末流之爭，皆與其所從出者了無干涉”。一些人所以斤斤於派別門戶之爭，都是由於他自己的“局而不通之過也”。他對於儒釋道的融會，可說是已達到了“圓融無礙”的境地。他能“隨意拈取老、莊、釋典以闡揚儒家宗旨，不惟不陷於牽強附會，且能嚴格判別實理玄言，不致流蕩而無歸宿”。
馬一浮的教育宗旨是“復性”。“復性”，是唐代李翱作為修養論提出的。馬一浮繼承了這一思想，並上升為教育的宗旨，還用“復性”來命名其創辦的書院——復性書院，足見“復性”之重要。
馬一浮認為要挽救儒家道德和人心，挽救國家，作為儒生只有透過研究儒術，講述和弘揚儒術去達到。1905年底，馬一浮從鎮江回到杭州後，在給其舅父何稚逸先生的信中就談了這個宏偉的誓願：“竊惟王跡中邁，九洲雲攏。群鹿競逐，黔首愁苦。將欲雍容決策，咄嗟樹義，卻虎狼於西土，驅狐鼠於中原，使功高泰山，國重九鼎，斯非常之烈，魁桀之事，非介夫素士所能預……甥雖不敏，竊有志於二宗。欲為儒宗著秦漢以來學術之流派。為文宗紀羲畫以降文藝之盛衰。將以匯納眾流，昭蘇群惑。懸藝海之北辰，示儒術之總龜，振斯道於陵夷，繼危害於將絕。體制草創，篇帙未具，併力綴輯，皓首為期。貯以鐵函，藏諸石匱，亦經甘樵蘇之棄，未敢希國門之懸耳。”
馬一浮十分重視讀書的方法，他的《讀書法》是他教育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馬一浮在復性書院開講時，專門講了《讀書法》一講。在《讀書法》中，他不僅闡發了格物致知的理學思想，還著重論述和總結了讀書的方法和經驗。馬一浮認為，讀書須先調心，也就是要定心，要集中精力。他說：“欲讀書，先須調心。心氣安定，自易領會。若以散心讀書，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必不能入。以定心讀書，事半功倍。隨事察識，語語銷歸自性。然後讀得一書，自有一書之用，不是泛泛讀過。”馬一浮在《讀書法》中，不僅談了讀書須先調心，還反覆談了讀書一定要窮理、窮理要切己用力。他說：“學必資於讀書，而但憑讀書，實不足以為學。學有聞見之知和德性之知。聞見之知，亦有淺深、小大、邪是不同，然俱不是真知。德性之知，方是真知。”
馬一浮認為，讀書之道應該從四個方面去努力：一曰，通而不局；二曰，精而不雜；三曰，密而不煩；四曰，專而不固。他說：“通，則曲暢旁通而無門戶之見。精，則幽徽洞徹而無膚廓之言。密，則條理謹嚴而無疏略之玻專，則宗趣明確而無氾濫之失。不局，不雜，知類也。不煩，不固，知要也。類者，辨其流別，博之事也。要者，綜其指歸，約之事也。讀書之道，盡於此矣。”
【立場】
白話文興起後，至四十年代，時人已不再學四書五經。大儒馬一浮倍感惆悵，嘆息說：“日日學大眾語亦是苦事，故在祖國而有居夷之感。”
馬一浮對新式的學校教育頗有成見，認為“當今學校，不如過去的書院。教師為生計而教，學生為出路而學。學校等於商號，計時授課，鈴響輒止”。
馬一浮堅決主張尊孔讀經，反對現代學校廢除六經。早在1912年，他就反對蔡元培廢除六經的主張，併力主學校恢復讀經科。辛亥革命成功後，蔡元培被孫中山委任為教育總長，而蔡元培與馬一浮既是好友，又仰慕馬一浮的學術和名望，就委任馬一浮為教育部秘書長，襄助部務。馬一浮出於友誼接受了委任。當他到了南京後得知蔡要廢除六經，並已公佈了《小學校令》廢止讀經科；公佈了《中學校令》廢除“讀經講經”；公佈了《大學令》和《專門學校令》取消“經學科”，便非常不滿，要求蔡收回部令。“道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