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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曾在《申報·自由談》上撰文，講述136張麻將牌中蘊涵的人生哲學。打麻將要能贏，關鍵是要手氣好，運氣好，“我們中國人的生活也是這樣，只要運氣好，機會巧，一路順風，就可以由書記而主席，由馬弁而督辦，倘若獎券能夠中了頭彩，那末不但名流聞人，可以唾手而得，並且要做什麼長或主任之類，也大是易事。所以我們中國人最注意的是天命……”又云：“這有如人們對於生活的執著，無論如何非到絕望，不願放棄生活的意志而自殺”。
傅斯年說，中國向來臣妾並論，官僚的作風就是姨太太的作風。官僚的人生觀：對其主人，揣摩逢迎，諂媚希寵；對於同儕，排擠傾軋，爭風吃醋；對於屬下，作威作福，無所不用其極。
傅斯年幼年清苦，故他能比較深刻地理解社會，理解世事人情。有一次閒談中，學生何茲全曾問他怎麼懂這麼多人情世故。他說：“吾少也賤，故能多鄙事。”
張政烺教授曾告訴何茲全，抗戰時期，他陪同傅斯年入川，在宜昌等候換船。他打掃衛生，在傅枕頭底下發現一本書，竟是《資本論》！
1939年，金克木去昆明拜訪傅斯年。二人在一所大廟式的舊房子裡見面，一間大屋子用白布幔隔出一小間，裡面只有桌子椅子。金克木回憶說，“傅胖子”叼著菸斗出來見我時沒端架子，也不問來意。彼此在桌邊對坐後，他開口第一句就是：“歷史是個大雜貨攤子。”不像講課，也不像談話，倒像是自言自語發牢騷。沒說幾句，傅斯年說研究“西洋史”的沒有一個人。金克木打斷他的話，提出一位教授。傅斯年叭嗒一口大煙鬥，說：“那是教書，不是研究。”這時，金克木發現菸斗裡裝的是雲南菸葉碎片，不是外國菸絲，而且火早已熄了，只吸菸，不冒煙。“不懂希臘文，不看原始資料，研究什麼希臘史。”傅斯年鼓勵金克木學習希臘文，並送給金克木一本英文註解的拉丁文的愷撒著的《高盧戰紀》。“他說到拉丁文，還是勸我學希臘文。他上天下地，滔滔不絕，夾著不少英文和古文，也不在乎我插嘴。”
董作賓曾調侃當時的中央研究院和歷史語言研究所：“朱家驊先生是代理院長，傅斯年先生是代理總幹事，李方桂先生是代理所長，我們這一群人就是三代（隨和注：指夏、商、周，儒家所謂最好的時代）以下的人民呵！”
那廉君的回憶文章，提到傅斯年在昆明生活的場景：傅先生在昆明乘坐人力車，大概是從拓東路到靛花巷的住所。昆明的人力車伕，拉起車來，總是飛快地跑，和長沙人力車伕的斯文慢步，正好相反，如遇到下坡路，總是把“車把”用胳膊一抱，兩腳懸空，直衝而下。這一次由於傅先生又胖又重，走近逼死坡（就在翠湖邊，是南明時代遺蹟，今仍有“永曆帝殉難”碑記），那是極大的斜坡，車子急速滑下，滑得過猛，於是車子翻覆了，車上人掉下來，車子也摔壞了。可笑的是車伕不但不表示歉意，反怪乘客身體過胖過重，要他賠車子。
傅斯年、李濟還和裘善元同在重慶參加一個宴會。宴會結束，主人特別為他們三個人僱好了滑竿。六個抬滑竿的工人守在門前。第一個走出來的是裘善元，工人們見他是一個大胖子，大家都不願意抬，於是互相推讓。第二走出來的是李濟，剩下來的四個工人看比剛才出來的還胖一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讓。等到傅斯年最後走出來的時候，最後的兩個工人一看，嚇了一大跳，因為傅斯年比剛才的兩個人都胖得多，於是兩個工人抬起滑竿轉頭就跑，弄得請客的主人甚是尷尬！
傅斯年對自己的胖的辯詞，更是精闢。一次羅家倫問他：“你這個大胖子怎麼能和人打架？”傅斯年答：“我以體積乘速度，產生一種偉大的動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