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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10]

而且，如勒高夫所說，在歷史傳記這個「極端困難的領域裡」，恰隱伏著「變動中的歷史的研究方法」，因為「歷史的變動在傳記中也許比在別的地方更加清晰」。人能弘道，道亦弘人。一個時代可能因為某個傑出人物而得到表述，某一個人也可能因為時代的重要而引人注目，並在時代被弘揚的過程中表述自己。孟子早就提出「論世」以「知人」的方法，[11]反過來，也可「知人」以「論世」（對任何人物的研究，必對其所處的時代有更深一層的認識）。雙向處理孟子的「知人論世」方法，有助於對歷史人物及其時代的共同瞭解。

馬克思和恩格斯以為，「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這代表著一種觀察方法，即「從現實的、有生命的個人本身出發，把意識僅僅看作是他們的意識」。這種觀察方法的前提是人，「但不是處在某種幻想的離群索居和固定狀態中的人，而是處在現實的、可以透過經驗觀察到的、在一定條件下進行的發展過程中的人」。[12]故陶孟和強調，「一個人生在世上，必定與他生存的環境有相互的影響，有無限的關係」。要了解一個歷史人物，「萬不可以把他所處的時勢並他所處的環境拋開」。而且這時勢環境是立體的，是「過去的生活積久的結果」，要「追溯既往才可以瞭解」。[13]

今日若要研究胡適的時代，自然要多注意那些得到喝彩的文章；如果要理解胡適本人，則不得不去揣摩那些用了心力卻為人冷落的篇章。且兩者就像「知人」與「論世」的關係一樣，本是互補的。只有在理解了胡適本人及其不為世所注意的一面，明瞭其為世所知和不為世所知的諸多原因，才能更深入地理解胡適那個時代；同時，也只有在儘可能深入地理解了胡適所處時代之後，才能進一步領會胡適身處特定時代那「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陳寅恪語），以期「還他一個本來面目」（胡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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