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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卻屬於同一種型別；另一種型別是基爾克果的信仰跳躍或尼采的生命沉醉。昆德拉抨擊、嘲諷前一種方式，對後一種方式含糊其詞。昆德拉的小說倫理學與這兩種型別的解決生存的終極悖論的方式都不同，他主張生存的終極悖論不僅不可能解決，也無需解決，這種觀點倒相當接近以功利主義的經驗論哲學為基礎的英式自由主義思想。伯林在談到英式自由主義思想的代表穆勒時說： 穆勒並不要尋找或預測人類問題之終極解答，需要有什麼理想條件，也不要求人類在所有重要問題上的見解都歸於一致。他認為：最終定論是不可能獲得的，而且還暗示，最終定論並不值得爭取。 英式自由主義思想的當代傳人、分析哲學家說： 倫理領域是一個只有各種個別真理而沒有真理體系的領域，換句話說，要求一個人均一地注視生活而同時又要求他注視到生活的全面是荒謬的，因為一個人不能兩樣都做。……這樣，倫理領域就是一個不同的、肯定互不相容的，而且實際上可能彼此矛盾的理想形象或人類生活形象的領域，在這個領域裡，一個人對於這些互不相容的形象儘管在實際上未必能經常地做到忠誠，但至少在想象上是可以這樣做的。這一陳述本身不僅可作為對情況的一種描述，也可作為對於評價多樣性的肯定評價。這種多樣性的任何減少，都會使人的光景變得貧乏起來。矛盾形象的多樣性本身正是一個人對於人類看法的基本要素之一。 與現代小說史相平行，現代哲學史中的自由主義思想提出了生活以終極悖論告終的人生價值論。以為自由主義僅是一種關於政治制度安排的學說，顯然搞錯了，自由主義也是一種倫理理想。昆德拉的小說倫理觀與英式自由主義哲學家的倫理思想沒有什麼差別，他一再告誡人們，不可對他的小說中涉及的政治故事作意識形態的解釋，他講的故事只是要表明生活像迷霧。如他所說，真正的“小說都對讀者說：‘事情比你想的要複雜’。這是小說的永恆真理。” 不過，昆德拉還是要明確地說，小說的天質是反專制主義的： 小說作為建立在人類事物的相對和模糊性之上的世界的樣板，與專制的天地是不相容的。這一不相容性比起一個不同政見者與一個官僚、一個人權鬥士與一個行刑者之間的區別還要深，因為它不僅是政治或道德的，而且也是本體論的。這就是說，建立在唯一真理之上的世界，與小說的模糊與相對的世界兩者由完全不同的方式構成。專制的真理排除相對性、懷疑、疑問，因而它永遠不能與我所稱為的小說的精神相苟同。（《藝術》，11頁） 不難看出，昆德拉所謂“小說的精神”就是柏林的自由精神論的複述。“唯一真理”的哲學會引出專制社會，“唯一道德”的倫理學會導致專制道德，凡此哲學和倫理學都是現代之前的形而上學－神學的殘餘。總想把人生中的悖論搞清楚，如果它是不可解決的，也要知道何以不可解決，這是一種冥頑不化的形而上學思維。哲學，據黑格爾說，就是消除偶然性。即便不能消除偶然性或終極悖論，“唯一真理”的哲學也要反思偶然性或終極悖論。在這種消除偶然性的思想慾望中，隱藏著專制主義的萌芽。如果人們仍然習慣於把黑格爾當作現代哲學精神的代名詞，昆德拉就要全盤攻擊哲學。 小說只是敘述個體偶在的生活事件和交織在其中的終極悖論，不僅不要消除、解決，也不要反思。如果說，馬克思主義小說的目的在於揭露各種社會不平等的現狀，以便動員社會革命，自由主義小說的目的就是為了讓人心裡好受一點，透過講述，給個體時間抹上一層安慰的雪花膏。馬克思主義小說的敘事主體是現代社會中的群眾，自由主義小說的敘事主體是現代社會中孤單的個人。昆德拉非常喜歡卡夫卡，不是沒有道理。卡夫卡也喜歡個人，害怕群眾： 在我看來，戰爭、俄國革命、全世界的悲慘狀況同屬一股惡水，這是一場洪水，戰爭開啟了混亂的閘門，人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