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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堅毅的倫理。與蘇格拉底和耶穌一樣，為了證明一種倫理的正當性；丹東被當時的法律制度合法地審判有罪，被民主地送上斷頭臺。丹東之死屬於那種按新理不該死、按舊理又該死一類的歷史事件。這類事件在歷史上並不多見；總是在新舊倫理的交替時刻發生。 可是，革命家丹東正是為了新的倫理而發動革命，又被新倫理的革命法庭斬掉腦袋的。丹東之死是樁奇案，就奇在這裡。 寫完《丹東之死》後不到一年，畢希納就發致命的高燒死了。這場突發性傷寒令我生疑：畢希納發的致命高燒是否與他偵破這宗疑案有關？不過，這倒是案情之外的事了。   電子書 分享網站
丹東之死是因為斷頭臺變成了禮拜堂？
丹東的人頭被革命法庭斬掉，是因為他像嘉米葉那樣，眼睛“曾經為幾個不幸的人溼潤過”？是因為他的良心突然發現“往斷頭臺運犯人的馬車碾平了一條大道”，覺得羅伯斯庇爾“想把革命變成宣講道德的大廈，把斷頭臺變成禮拜堂”？總之，是因為他覺得自己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公安機關殺人太多，於是開始懺悔，不想繼續革命，以致同羅伯斯庇爾發生衝突？ 丹東與羅伯斯庇爾的思想衝突，無疑是他的死因。但是，丹東與羅伯斯庇爾究竟在哪一關鍵問題上發生了不可調和的思想衝突？他們兩人不是革命同志？不都在為新的倫理獻身？ 的確，革命後的丹東變了。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時候，丹東不再革命了，整天不是與同夥發犬儒主義的牢騷；就是與妓女調情，說下流話。羅伯斯庇爾對此覺得不可思議：這同志怎麼變得像個花花公子？既然丹東的手和心已經變得骯髒，羅伯斯庇爾覺得，在一個以絕對道德為基礎的國家裡就不該再有他的位置。這就是史家們通常說的丹東被送上斷頭臺的原因。 畢希納對歷史學家們的說法不滿意。史家至多能收集案情材料，根本沒有能力對一件歷史案件的內在肌理做出分析。如果按歷史學家的說法，丹東之死實在算不上一樁奇案。可是，丹東死後，人們對他的死因一直眾說紛紜，歷史學家的說法沒有解答眾人的疑惑，丹東之死仍是一樁奇案。所以，畢希納起心要來辦理這樁案子。 丹東是被人民法庭送上斷頭臺的，人民法庭判他死罪是依法判罪，不是憑羅伯斯庇爾個人的不滿。羅伯斯庇爾領導的這個革命後的人民民主國家是法治的國家，並不像好多人說的那樣是什麼人治國家。其實，任何國家都是人治的，是人依法而治。問題在於依的是什麼法。自由民主國家與人民民主國家的區別，不在於一為法治國家，一為人治國家，這兩種政體都是人治，差別在於人治所依的法不同。 人民法庭依的是什麼法？ 一天，羅伯斯庇爾身著布衣和無套褲，只帶了一個警衛員，上街視察革命後的形勢，迎面撞見一群人民。人民馬上認出身穿布衣的革命領袖，激動地圍住羅伯斯庇爾，七嘴八舌地說，革命中“流的幾滴血還沒有把人民的臉蛋染紅”，“斷頭臺工作太慢了”，吵吵嚷嚷要為了建立新的道德社會繼續革命，加速殺人。羅伯斯庇爾看到人民身上火熱的革命熱情，臉上泛起喜悅的紅潤。他慈祥地看著可愛的人民，語重心長地說：“你們要遵守法律！” “法律是什麼？”人民問。 “法律就是人民的意志。”羅伯斯庇爾回答說。 “我們就是人民；我們不要什麼法律；ergo（所以）我們的這種意志就是法律。”人民回答說。 羅伯斯庇爾微笑地點點頭，向人民擺了擺手，繼續視察。從羅伯斯庇爾揹著手遠去的樣子來看，他對人民的革命意識和熱情相當滿意。 人民們說“我們就是人民，我們的意志就是法律”，是在下意識地背誦羅伯斯庇爾的語錄，因為這些話是人民們從羅伯斯庇爾的許多演說中聽來的。在《關於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的講詞中，羅伯斯庇爾明確說：“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由而莊嚴的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