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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中，道德歸罪的合法性得之於上帝的道德法官形象。吊銷道德歸罪的生存支配權，先得吊銷上帝的道德法官形象。用什麼方式吊銷？現代小說敘事傳統提供的吊銷方式是幽默的褻神。這一從拉伯雷到托馬斯？曼的小說手法，被昆德拉視為人義論自由主義小說倫理的優良傳統，他自己在講故事時自覺地繼承這一傳統。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昆德拉把聖盃比作尿瓶，談論上帝存在的話題時，插入談論大便的議論。據說： 我，一個沒有受過任何神學訓導的孩子，很自然，會抓住上帝與大便不能共存這一事實，來懷疑基督教人類學中的基本論點。就是說，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嗎？二者必居其一：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上帝就有腸子！——或者說上帝沒有腸子，人就不像他。……與其說糞便是邪惡的，倒不如說它是一個麻煩的神學問題。自從上帝讓人自由，上帝就無須對人的罪過負責，而作為人的創造者，他應對人的糞便負完全的責任。 這就是昆德拉繼承的褻神的幽默。 這種褻神省卻了與身穿道德法衣的神及其道德譜系爭執的麻煩，因為與道德的上帝爭執是無用的、不會有結果的。褻神的幽默是走出傳統宗教－道德法權支配領域的有效方式，其語言方略是對神的擬人式想象，或者說把無神論的上帝想象反過來運用：上帝不過是人的形象的放大，褻神的幽默只需要把放大的上帝形象還原成｜人的形象就可以了。丹東的門徒在攻擊羅伯斯庇爾的道德理想主義時用的就是這種褻神語式和幽默方略： 如果親愛的上帝跟我們一起鬧牙痛，害淋病，被活埋，或者至少總是提心吊膽地想象著被活埋的滋味，這未免有失他老人家的尊嚴了。（畢希納，《丹東之死》） 這是一種轉變語義的語言方略：同傳統的上帝語義論辯是徒勞的，一論辯就會陷入神義論的上帝語義，轉變傳統的上帝語義最好的辦法就是換一種說法。而換一種說法去說，是小說家的本行。昆德拉看到，透過褻神的幽默剔除道德上帝的法權，生活世界中道德的模稜兩可的本來面目就顯露出來。承認生活世界中道德的模稜兩可，就會是自由主義倫理的基本原則。可是，在褻神的幽默與道德的模稜兩可之間，具體的連線關係是怎樣的，昆德拉從來沒有說清楚過。 讚賞昆德拉的羅蒂為他做了補充。在《私人的反諷與自由主義的希望》這篇文章中，羅蒂講述了一個與昆德拉的“小說興起之謎”主題相同的倫理意識變遷的故事。上帝語義是一套“終極語彙”（final vocabulary），也就是一切人生和世界難題最終可以在其中得到圓滿解釋的語彙，可以為悖論人生中的信念和希望提供最終理由的語彙。傳統的上帝語彙有如下三個特點，唯一性——因為其背後擁有一個確定的本質性實在；可以為確定無疑的道德歸罪提供尺度；從而可以為個體人處於穩定的道德狀態提供依靠。現代小說興起之後，出現了一群“反諷者”（ironist），他們認為，“終極語彙”其實只是每一個人隨身攜帶的一組私人語彙，每個人形成自己的“終極語彙”都是偶然的，根本就沒有什麼唯一的“終極語彙”及其背後確定的本質性實在。“反諷者”因此不僅對傳統的上帝語義、而且對自己的上帝語義（終極語彙）都保持不斷的質疑，懂得任何一個人的“終極語彙”都是不可能得到終極論證的——因為終極論證所必須的確定的本質性實在（所謂“內在的本質”、“真實的本質”）是不存在的，所有的終極論證只是在重新描述“終極語彙”而已。一個人只是被迫用生存環境可能提供給他（她）的語彙來陳述自己的處境，建立自己的“終極語彙”，或者透過修正自己盲目接受的“終極語彙”來修正自己的道德身份。 羅蒂的“反諷者”就是昆德拉講的那些能夠幽默神聖的文筆家，他們專幹重新描述“終極語彙”的事，他們創造而不是發現私人的“終極語彙”，追求個人的“終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