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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宗之平淮西，論史者頗稱之，而訾德宗之失於廟算，穆宗之不能守成，此成敗論人之見也。憲宗之用兵，實無以異於德宗及穆宗，其成敗不同，亦時會為之耳。且憲宗實未能全服河北。幸而早死，遂成豎子之名，設遲之一、二年，朱克融、王庭湊、史憲誠之變作，亦未必不情見勢絀也。太和時，杜牧作《罪言》，論山東之事曰：&ldo;上策莫如自治。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才足自護；遂使我力解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惟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較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以自為治也。不自治，是助虜為虜。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為之助，則安可以取？中策莫如取魏。魏能遮趙，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孟津百五十里，黎陽見第二章第五節。白馬津，在今河南滑縣北。新鄉，今河南新鄉縣。孟津，在今河南孟縣南。是二津者，虜能潰其一，則馳入成皋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亦最重。元和中，舉天下兵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在魏。非魏強大，地形使然也。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驅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驅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叛且三、五世，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為事理正當如此，沈酣入骨髓，無以為非者。至有圍急食盡，啖屍以戰。以此為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rdo;此說於德宗以後，藩鎮叛服形勢，言之殊為瞭然。元和之得魏，果自為之乎？抑事勢之適然也？抑少誠、少陽雖悖戾，實自守虜，非希烈狼奔豕突比。而其地實孤立，四面皆唐朝州縣，故取之實不甚難。會昌時，劉稹叛，杜牧與李德裕書，自言嘗問董重質以三州之眾，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為由朝廷徵兵太雜，客軍數少，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付地主。勢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亡。故初戰二年，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縱使唐州兵不能因虛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通鑑》武宗會昌三年（843）。元和平蔡，關鍵如此，河北情勢，固自不同。徵兵太雜，則杜牧所謂浪戰也。憲宗攻淮西，韓愈嘗言：&ldo;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勝之師，利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欲四道置兵，道率三萬，蓄力伺利，一日俱縱，使蔡首尾不救。&rdo;長慶時，白居易亦上言，以為兵多則難用，將眾則不一。宜詔魏博、澤潞、定、滄四節度，令各守境，以省度支貲餉。每道各出銳兵三千，使李光顏將。光顏故有鳳翔、徐、滑、河陽、陳許軍，無慮四萬，可徑搏賊，開弓高糧路，合下博，縣，在今深縣東。解深州之圍，與牛元翼合。還裴度招討使，使悉太原兵西壓境，見利乘隙夾攻之。間令招諭，以動其心。未及誅夷，必自生變。此為當時兵事癥結。皆苦兵多不能持久，至勢窮力屈也。此情勢，元和與建中、長慶，有以異乎？無以異乎？歷代戡亂之主，孰不以一成一旅興？兵苟可用，原不在多。憲宗之用吐突承璀，穆宗之用杜叔良，其意原出一轍，而惜乎禁兵之不足用也。然李晟崎嶇二寇間，卒定京邑，亦已小收其效矣，而惜乎後來之無以為繼也。此則德宗之委任宦官實為之，然此弊，憲宗亦未能免也。《舊書》言申、蔡之始，人劫於希烈、少誠之虐法，而忘其所歸；數十年後，長者衰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