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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為古書是傳統的結晶，一看就要入迷，正如某君反對淫書，說&ldo;一見《金瓶梅》三字就要手淫&rdo;一樣，所以非深閉固拒不可。誠然，舊書或者會引起舊念，有如淫書之引起淫念，但是把這個責任推給無知的書本，未免如藹理斯所說&ldo;把自己客觀化&rdo;了，因跌倒而打石頭吧?恨古書之叫人守舊，與恨淫書之敗壞風化與共產社會主義之擾亂治安，都是一樣的原始思想。禁書，無論禁的是那一種的什麼書，總是最愚劣的辦法，是小孩子、瘋人、野蠻人所想的辦法。
然而把人教&ldo;通&rdo;的教育，此刻在中國有麼?大約大家都不敢說有。
據某君公表的通訊裡引《群強報》的一節新聞，說某地施行新學制，其法系廢去論理心理博物英語等科目，改讀四書五經。某地去此不過一天的路程，不知怎的在北京的大報上都還不見記載，但&ldo;群強&rdo;是市民第一愛讀的有信用的報，所說一定不會錯的。那麼，大家奉憲諭讀古書的時候將到來了。然而，在這時候，我主張，大家正應該絕對地反對讀古書了。[14]
這是很正確的觀點，我以為既可看出其個性的態度，又可見其科學精神。這裡或許也有糾正魯迅極端態度的因素，因為在他看來，魯迅的那個答卷，有故意為之的戲言之處。這樣的文字，周作人是不會寫出的。晚年，周作人談及此事時說：&ldo;&l;必讀書&r;的魯迅答案實乃他的&l;高調&r;‐‐不必讀書‐‐之一，說得不好聽一點，他好立異唱高，故意的與別人拗一調。他另外有給朋友的兒子開的書目，卻是十分簡要的。&rdo;[15]說魯迅是&ldo;唱高調&rdo;，確有諷刺的意味，但卻未看到魯迅的深切用意的價值，也是可惜的事情。但我覺得，周作人是善於從世俗之外的角度來理解魯迅的人。他有時能從更具體的、多樣的方式中，還原魯迅的個性，雖不免也攙雜些異樣的情緒，但大體上，讓我們看到了魯迅世界的另一面。
周作人在《兩個鬼》的文章裡，說自己的心目中存有兩個鬼，&ldo;其一是紳士鬼，其二是流氓鬼&rdo;。當&ldo;紳士鬼&rdo;占上風時，便顯得合乎自然，多典雅之姿;&ldo;流氓鬼&rdo;統治一切的時候，又多激越慷慨之氣。他與魯迅的分與合、順與逆，便是&ldo;兩個鬼&rdo;矛盾運作的產物。有時&ldo;流氓鬼&rdo;冒出，便也有鬥士的氣質，文章火氣暗藏其中，對世俗也不卑不亢的。而&ldo;紳士鬼&rdo;捲土重來，便趨於低沉，躲進苦雨齋裡，讓人感到消極。他時而配合魯迅掃蕩社會汙物，時而逆魯迅而行，相互多有牴牾。女師大風潮，便能看出兩個人的異同點來。
1924年底，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爆發了學生運動。事情是因校長楊蔭榆開除三名學生引起的。次年5月，學校風潮又起，女師大出現打手，毆打學生，造成多人受傷。校方行徑，引起京城學人的不滿，魯迅親自起草了《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宣言對楊蔭榆鎮壓學生之舉極為憤慨，文字間多不平之音。在此宣言上簽字的7人中，有周作人，可見兄弟間在原則問題上是不溫吞的。讀一讀兩人那時寫下的文字，我們還看不到周作人的&ldo;紳士&rdo;之態，他與魯迅那時雖已反目，但同時參加了支援學生的校務維持會。7人宣言發表後不久，陳西瀅在《現代評論》上發表了《閒話》一文，含沙射影地說，這次學生運動是&ldo;在北京教育界佔最大勢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動&rdo;，認為魯迅、周作人等人站在學生一邊，是對當局的一種不負責的表現，並且讓章士釗等人&ldo;萬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rdo;。陳西瀅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