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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域外的幾年，還有一件事情，也很值得一提。這便是與章太炎的接觸，隨他讀書。魯迅與周作人在日後的文章中，均有所提及，現在看來，這在兩人的生活中，也是很有影響的事情。
章太炎是辛亥革命前夕，中國學界影響最大的人物。他的國學根底很深，為晚清以來漢學界的一代宗師。章太炎系章炳麟的號，又名絳，浙江餘杭人。他於1899年出版了著名著作《訄書》，後幾經修改，反清排滿的內容越來越濃。那時能看懂章太炎著作的青年很少，連周作人這樣的雜家，後來提及這位學人，也很是尊敬，對其學識亦仰視著。不過在魯迅眼裡，章太炎的業績並不在於他的學術，而是革命的精神。1903年，章太炎在上海《蘇報》上發表了《駁康有為論革命書》、《鄒容著〈革命軍〉序言》諸文，公開與保皇黨論戰，後被捕入獄。但他大義不減，在獄中表現出耿耿的學人風範，其詩其文，澤被華夏，一時成為世間絕妙文章。周氏兄弟是很欽佩太炎先生的。1906年，太炎先生出獄後，到了日本，主持《民報》。他不斷在報上撰文，與諸種保守勢力鬥爭，文章大氣磅礴，很受青年注意。周氏兄弟對這些也留意得很，每有佳作印出，輒爭相購閱，彼此呼應，確有心嚮往之的感覺。1908年，章太炎在《民報》社主講《說文》，所開設的課程，很受歡迎，聽者甚眾。魯迅兄弟當時和許壽裳等人住在一起，留學生中的事情、訊息也較靈便。不久，他們便獲得了一個聽課的機會。每週日上午，幾個同學聚在一起，共8人，持續有一年的時間。周作人回憶時寫道：
往民報社聽講，聽章太炎先生講《說文》，是一九○八至九年的事，大約繼續了有一年多的光景。這事是由龔未生發起的，太炎當時在東京一面主持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一面辦國學講習會，借神田地方的大成中學定期講學，在留學界很有影響。魯迅與許季茀和龔未生談起，想聽章先生講書，怕大班太雜沓，未生去對太炎說了，請他可否於星期日午前在民報社另開一班，他便答應了。伍舍方面去了四個，即許季茀和錢家治。還有我們兩人。未生和錢夏(後改名玄同)，朱希，朱宗萊，都是原來在大成的，也跑來參加，一總是八個聽講的人。民報社在小石川區新小川町，一間八席的房子，當中放了一張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學生圍著三面聽，用的書是《說文解字》，一個字一個字的講下去，有的沿用舊說，有的發揮新義，乾燥的材料卻運用說來，很有趣味。太炎對於闊人要發脾氣，可是對青年學生卻是很好，隨便談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盤膝坐在席上，光著膀子，只穿一件長背心，留著一點泥鰍鬍鬚，笑嘻嘻的講書，莊諧雜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廟裡哈喇菩薩。中國文字中本來有些素樸的說法，太炎也便笑嘻嘻的加以申明;特別是卷八屍部中&ldo;尼&rdo;字，據說原意訓路，即後世的暱字，而許叔重的&ldo;從後近之也&rdo;的話很有點怪裡怪氣，這裡也就不能說得更好;而且又拉扯上孔夫子的&ldo;尼丘&rdo;來說，所以更顯得不大雅馴了。[15]
許壽裳回憶這一段學習的情形時，這樣說道：
章先生講書這樣活潑，所以新誼創見，層出不窮。就是有時隨便談天，也復詼諧間作，妙語解頤。其《新方言》及《小學答問》兩書，都是課餘寫成的，其體大思精的《文始》，初稿也起於此時。我們同班聽講的，是朱蓬仙(名宗萊)，龔未生，錢玄同(夏)，朱逷先(希祖)，周豫才(樹人，即魯迅)，周起孟(作人)，錢均夫(家治)，和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來聽講的。聽講時，以逷先筆記為最勤;談天時以玄同說話為最多，而且在席上爬來爬去。所以魯迅給玄同的綽號曰&ldo;爬來爬去&rdo;。
魯迅聽講，極少發言，只有一次，因為章先生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