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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日本差不多成了反滿抗清的華人集聚的大本營。魯迅初到日本，遇到的最激動人心的場景，就是革命黨人的集會。名氣頗大的章太炎當時正在日本，他與人發起了&ldo;支那亡國紀念會&rdo;，旨在&ldo;排滿&rdo;，振興中華。孫中山也參與了此項活動，給章太炎不少的聲援。從國內來到日本的學生，稍有頭腦者，便很快染上革命情緒，叛逆之意遂起，留學人員暗自參加&ldo;排滿&rdo;的人甚多。魯迅開始還只是個旁觀者，後來熱情漸高，與許多人有了聯絡。他曾參加過留學生會館舉行的團拜會，和東京的紹興同鄉懇親會，也有交往。大約這個時期，他的民族意識萌動起來，知道中國確是一個弱國，而且做奴隸的時間又是這樣的漫長。異國他鄉，新奇的事物，可喚起的感情很多，但自尊心在此時卻比南京時代強烈起來。那時中國的留學生，頭上均扎著長長的辮子。日本小孩兒見到中國的學生，常譏之為&ldo;豬尾巴&rdo;，起鬨更是常見。魯迅很快就意識到這一點，覺得這是一種民族的恥辱。試想，在維新後的日本，西裝革履或衣著雅態的和服的民族，見到長袍馬褂，拖著長辮的中國人，其內心是何種感受!落後與蠻荒且不說，形象之陋，已不堪寓目了。
但清國的留學生，混日子、四處作樂尋歡的人並不在少數。那時出國者，也不乏有權有錢人的後代，積習也帶到了國外去。敏感的魯迅很快意識到了國民性的問題，對民族的失望與期冀，混雜地交織於一體。《藤野先生》中譏諷留學生跳舞時的描寫，很能體現魯迅的心情。他對漢文化下的國人的諸種病態，已有了本能的敵視。
去日本不久，學校的學監大久保對魯迅等人說：&ldo;你們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廟裡去行禮罷。&rdo;魯迅詫異半天，吃驚地嘆道：&ldo;正因為絕望於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來的，然而又是拜麼?&rdo;[3]弘文學院是尊孔的，日本人提倡此點，是否出於對清國的尊重，還是儒學確實被東洋人看重，不得而知。但這事給魯迅的印象，一直不能忘懷。所以，留學生活也有使人失望的事情。學校的制度較為嚴格，留學生們與校方的摩擦也時常發生。例如校方對學生告假方式與交款事宜的規定，就曾使許多人因不滿而大舉離校。罷課風潮也時有發生。魯迅那時常出入於進步黨人中間，雖多為旁聽，但薰陶之下，反抗之心也漸有萌動。大約到日本不到一年的時候，他毅然剪掉了頭上的辮子。剪辮，在當時是要勇氣的。他剛去日本的第三個月，清政府就曾拍電報給日本外交部，雲中國留學生如有剪辮者，要整頓之。其已去者，勒令再蓄，否則無論官私，悉放逐出境。在清政府看來，剪辮有辱國人精神，同化外俗，乃不道行為。校方對此管理也較嚴格，所以，要下這份決心，是非果敢者所難為的。魯迅剪辮後，果然招致了監督的大怒，揚言要停了他的官費，送回國內。這記載於魯迅小說中，或有演義的成分，但此事說明剪辮之難，卻是可信的。
魯迅的好友許壽裳，記魯迅剪辮之事時說：
一九○二年初秋，我以浙江官費派往日本東京留學，初入弘文學院豫備日語;魯迅已經在那裡。他在江南班，共有十餘人，也正在豫備日語，比我早到半年。我這一班也有十餘人，名為浙江班，兩班的自修室和寢室雖均是毗鄰，當初卻極少往來。我們二人怎樣初次相見，談些什麼，已經記不清了。大約隔了半年之後吧，魯迅的剪辮，是我對他的印象中要算最初的而且至今還歷歷如在目前的。
留學生初到，大抵留著辮子，把它散盤在囟門上，以便戴帽。尤其是那些速成班有大辮子的人，盤在頭頂，使得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口裡說著怪聲怪氣的日本話。小孩們見了，呼作&ldo;鏘鏘波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