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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孚公清癯孤介，好諷刺，喜批評，人有不當其意者，輒痛加批評不稍假借。是非曲直純出之於己見。煩碎羅嗦，呶呶不休，人多厭而避之。偶值邂逅，則遮道要，執以傾之，願不願聽不問焉。多有不待其詞畢託故引去。這亦只有輩分和他相併的才可以這樣做，若系小輩只好洗耳恭聽，非至其詞罄不可。以此多招怨尤，背地對他獨多不滿誹詞。其實他的性質如是，儘管對某一人或某一事一再反覆地批評個不了，實質上倒沒含有什麼毒性。只不過與人以不快，結果還是他自己吃虧。轉而遭到人們在有機可乘時予以反擊的不良後果。
周介孚的威嚴與功名心也多有聯絡。他也希望魯迅、周作人在學業上有所成就。並鼓勵家人，先讀史書，再讀些《西遊記》之類的作品。至於讀詩，則規定：&ldo;初學先誦白居易詩，取其明白易曉，味淡而永。再誦陸遊詩，志高詞壯，且多越事。……再誦李白詩，思致清逸。如杜之艱深，韓之奇崛，不能學亦不必學也。&rdo;這是較通曉詩文者的見解，在啟蒙教育上，不無道理。魯迅與周作人後來的喜讀詩文，與這位祖父的家訓多少有些聯絡。周作人在晚年回憶此事時，對這位威嚴的祖父，懷有極深的印象。
他們的父親周伯宜，與祖父比起來，是個多厄運的讀書人。父親本名鳳儀，後改名文鬱、儀炳。生於1861年1月，曾多次參加科考，結果只捐了秀才。但他是個開明的人，對孩子較為通達。雖脾氣有時暴躁，為人還是很好的。周作人曾回憶道：父親&ldo;平常吃酒起頭的時候總是興致很好，有時給小孩們講故事，又把他下酒的水果分給一點吃&rdo;。讀這些資料，我總覺得，父親比祖父要窩囊一些。他因考場失利，又多病，也就自然對兒子寄以更大的希望。魯迅在《五猖會》中，曾記載父親強逼自己讀《鑒略》的情形，便可以看出他對子女教育的嚴格。那時雖是清末，外來思想已漸入中土，但文人世家，還是希望後代走科舉之路，以成大業。魯迅兄弟便是在這樣的環境中慢慢長大的。
他們生活的社會風俗環境，是頗有特點的，也是兩人童年記憶裡，最彌足珍貴、最誘人的一隅。紹興這地方，歷史悠久，文化沿革所留下的舊跡很多。且不說傳說中的大禹，以及後來影響中國文化的王羲之、陸遊等文化名人，單是鄉間的目連戲、社戲，以及各種節日的禮儀、習俗，就足以讓人流連忘返。周作人在《立春以前》中說道：&ldo;我覺得很是運氣的是，在故鄉過了我的兒童時代。&rdo;這運氣的原由，主要是從民俗風情中，體味到了漢民族淳樸的民風，那些恬淡的、神秘而高古的鄉間戲曲、街市小調，是怎樣的令人神往!魯迅在社戲中描寫迷人的鄉情，簡直像童話一般瀰漫著生命之趣，而寫百草園的情致，更妙趣橫生。這種感覺，給周氏兄弟帶來的快意是長久的。魯迅在《社戲》中這樣描寫他的感受：
月還沒有落，彷彿看戲也並不很久似的，而一離趙莊，月光又顯得格外的皎潔。回望戲臺在燈火光中，卻又如初來未到時候一般，又飄渺得像一座仙山樓閣，滿被紅霞罩著了。吹到耳邊來的又是橫笛，很悠揚;我疑心老旦已經進去了，但也不好意思說再回去看。
不多久，松柏林早在船後了，船行也並不慢，但周圍的黑暗只是濃，可知已經到了深夜。他們一面議論著戲子，或罵，或笑，一面加緊的搖船。這一次船頭的激水聲更其響亮了，那航船，就像一條大白魚背著一群孩子在浪花裡躥，連夜漁的幾個老漁父，也停了艇子看著喝采起來。[1]
許多年後，周作人在回憶迎神賽會時，這樣寫道：
迎會之日，先挨家分神馬，午後各鋪戶於門口設香燭以俟。會夥最先為開道的鑼與頭牌，次為高照即大纛，高可二三丈，用綢緞刺繡，中貫大貓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