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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康熙四十二年(1703)，清廷在規定凡出任地方官員必須「迴避本省」的基礎上，進一步規定外任官在籍(原籍或寄籍)500裡內者(包括鄰省)，均須迴避。府一級主要官員的本族可在本省內調補，但須離開本府。且「整個清代」地方官特別是「知縣的任期都相當短暫」，雖然理論上1任3年，但實際上，據李國祁對清代全國各省所作抽樣研究，知府以下地方官任期1年以下者幾達50（李國祁：《清代基層地方官人事嬗遞現象之量化分析》，臺灣科學委員會1975年。轉自謝國興：《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安徽省》，臺北：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25頁）。
[30] 《曾國藩家書》，北京：中國民族攝影藝術出版社2002年版。
[31] [英]莫里斯·弗裡德曼：《中國東南的宗族組織》，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82-83頁。
[32] 道光年間,張集馨在年譜中記述了他作為地方官從道員升任按察使後進京覲見所花費的銀兩：「別敬軍機大臣,每處四百金,賽鶴汀(尚阿)不收;上下兩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訊辦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書、總憲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次遞減;同鄉、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應酬,共用別敬一萬五千餘兩」（張集馨：《道鹹宦海見聞錄》，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
[33] 《大清會典》卷二一，《文職官之俸》。
[34] 歷鹹同光三朝京官的李慈銘在曰記中稱：「京官貧不能自存,逢一外吏入都,皆考論年世鄉誼,曲計攀援。先往投謁,繼以宴樂,冀獲微潤。彼外吏者分其峻削所得,以百分之一輦致權要,罄其毫末遍散部院諸司,人得錙銖以為慶幸。於是益冥搜廣詢,得一因緣,動色相告,赴之若鶩,百餘年來成為故事。」（李慈銘：《越縵堂日記》，揚州，廣陵書社2004年版）
[35] 何剛德：《春明夢錄》有：「京官亷俸極薄，所賴以挹注者，則以外省所解之照費、飯食銀，堂(各部首長)司(郎中等司官)均分，稍資津貼耳。」林則徐《致敬輿函》中可見其做翰林院編修後，還須就館教書餬口養家（《林則徐年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曾國藩《家書》中可見其做翰林院檢討後，尚稟告其父：「男目下光景漸窘,恰有俸銀接續,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資,今年尚可勉強支援。至明年則更難籌畫。借錢之難,京城與家鄉相仿,但不勒追強逼耳」，年底又告：「男今年過年,除用去會館房租六十千外,又借銀五十兩。前曰冀望外間或有炭資之贈,今冬乃絕無此項」（《曾國藩全集·家書》,長沙：嶽麓書社1985年版）等。
[36] 《清聖祖實錄》卷二三九。
[37] 王慶雲：《石渠餘紀》。
[38] 章學誠：《章氏遺書》卷二九，《上執政論時務書》。
[39] 於建嶸：《嶽村政治：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
[40] 周飛舟：《從汲取型政權到「懸浮型」政權——稅費改革對國家與農民關係之影響》，《社會學研究》2006年3期；彭雨新：《清代田賦起運存留制度的演進》，《中國經濟史研究》1992年4期。
[41] 申學鋒：《清代中央與地方財政關係的演變》，《地方財政研究》2005年第9期。
[42] 於建嶸：《嶽村政治：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
[43] 鄭振滿：《清代福建地方財政與政府職能的演變》，載於《清史研究》2002年2期。
[44] 如貧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