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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義會議決議指出：&ldo;政治局擴大會議認為一切事實證明我們在軍事上的單純防禦路線，是我們不能粉碎敵人五次&l;圍剿&r;的主要原因。&rdo;&ldo;此外，政治局擴大會議認為博古同志特別是華夫同志的領導方式是極端的惡劣，軍委的一切工作為華夫同志個人所包辦，把軍委的集體領導完全取消，懲辦主義有了極大的發展，自我批評絲毫沒有，對軍事上一切不同意見不但完全忽視，而且採取各種壓制的方法，下層指揮員的機斷專行與創造性是被抹煞了。
在轉變戰略戰術的名義之下，把過去革命戰鬥中許多寶貴的經驗與教訓完全拋棄，並目之為&l;遊擊主義&r;，雖是軍委內部大多數同志曾經不止一次提出了正常的意見，而且曾經發生過許多劇烈的爭論，然而這對於華夫同志與博古同志是徒然的。一切這些，造成了軍委內部極不正常的現象。&rdo;&ldo;政治局擴大會議特別指出博古同志在這方面的嚴重錯誤，他代表中央領導軍委工作，他對於華夫同志在作戰指揮上所犯的路線上的錯誤以及軍委內部不正常的現象，不但沒有及時的去糾正，而且積極的擁護了助長了這種錯誤的發展。&rdo;
政治局擴大會議撤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決定仍由中革軍委主要負責人周恩來、朱德指揮軍事，推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接著在行軍途中，又組成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參加的三人小組，代表政治局常委領導軍事。從此，無論在政治方面還是軍事方面，毛澤東的意見都受到了尊重，事實上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中共中央領導，結束了第三次&ldo;左&rdo;傾路線在中共中央的統治地位。
在遵義會議上，劉伯承和聶榮臻建議，紅軍應打過長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據地。他們提出，四川條件要比貴州好得多。一是有第四方面軍在川陝根據地做接應；二是那裡人稠物豐，利於紅軍活動和發展；三是四川交通閉塞，當地軍閥向來排外，蔣介石想往裡大量調兵不易。中共中央採納了這個意見，並於1月22日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及軍委名義發出《關於第四方面軍配合野戰軍轉入川西的指示》：&ldo;為選擇優良條件，爭取更大發展前途計，決定我野戰軍轉入川西，擬從滬州上游渡江，若無障礙，約2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預計沿途將有許多激烈的戰鬥。這一戰略方針的實現，與你們的行動有密切關係，為使四方面軍與野戰軍乘蔣敵尚未完全入川實施圍剿以前密切的協同作戰，先破川敵起見，我們建議，你們應以群眾武裝與獨立師團向東線積極活動，鉗制劉湘敵，而集中紅軍全力向西線進攻。&rdo;
第二節巧渡金沙江
當中央紅軍經桐梓、習水渡赤水河北上時，立即引起敵人極大的恐慌。
四川軍閥劉湘急忙抽調兵力至川黔邊境佈防，派郭勛祺師四處遊弋，並封鎖長江，防止中央紅軍北渡與紅四方面軍會合。中央紅軍進至滇東北扎西（今威信）時，薛嶽的&ldo;追剿軍&rdo;8個師已從烏江南岸趕來。由於土城一仗未能消滅郭勛祺師，敵又大軍雲集，中革軍委遂放棄在瀘州渡江的企圖，突然甩開敵人，揮戈東指，再渡赤水河，重佔桐梓、婁山關，1935年2月27日黃昏佔領遵義新城，28晨佔領遵義老城，擊潰黔軍王家烈部3個團，接著又擊潰了國民黨中央軍吳奇偉部兩個師。歷經5天的遵義戰鬥，共斃傷敵2400餘人，繳槍1000餘支，子彈約10萬發，輕重機槍數十挺，是長徵以來第一個大勝仗，嚴重地打擊了敵人，極大地鼓舞了紅軍指戰員計程車氣。為了擺脫敵人的圍追堵截，3月初，中央紅軍自遵義再次西進，佔仁懷，由茅臺三渡赤水河，作入川姿態，調動敵人至川黔滇3省邊界地區堵截，隨後卻突然回頭，由川南折回貴州，在茅臺附近四渡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