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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o;解曰：&l;向晚&r;是倭奴的氣力已到最後一著，&l;意不適&r;是明知失敗之象，所&l;驅&r;的&l;車&r;便是那些自鳴得意的蹩腳坦克和裝甲車。長沙既是古戰場，洛陽更是&l;古原&r;之至，&l;夕陽無限好&r;是形容倭奴的迴光返照。判曰：夕陽之下即是黃昏，黃昏之後立即天黑，這事進行的速度，猶如駿馬賓士。所以此卦為下下，其象為迅速覆亡。&rdo;
傅斯年說這一段雖是笑話，但事理正是如此，所謂的&ldo;一號作戰計劃&rdo;，是日本在自覺毫無辦法的情形中進行的生死一搏。按傅的分析，由於日本是個天賦薄弱的國家，因而像德國當年之大規模的閃電戰，美國已經興起的海軍新戰術，都是他擔負不起的。日本要實現&ldo;大東亞&rdo;之夢，採取的戰略是：上策打敗美國；中策不為美國打敗；下策即是對付中國。就中日關係而言，日本戰中國而敗，其下場自不必說；若戰中國而勝，他的問題仍沒有解決。由於兩面作戰，日本陸海軍消耗極大，&ldo;倭奴在今天，上策既不能打敗美國，中策又不能不為美國打敗，萬不得已，然後取此下策，向我們挑釁。其目的是顯然為鞏固大陸上的地位，以為時機一到，便向盟邦求和&rdo;，以便爭取到更大的主動和本錢。此計在傅斯年看來，全是妄想。因為就戰爭形勢論，日軍大陸上的攻勢，大體上只能進展到如此地步，要想深入中國西部或真正威脅了川、滇、黔三省之地，幾乎是不可能的。
‐‐後來的事實完全證明瞭傅斯年對戰爭局勢預測之正確。由此可知，傅在李莊召開的徵兵會議，當是象徵性地作一表示，並未較真兒。對新徵召的號稱10萬之眾的青年軍真正用途，當時的傅斯年不可能沒有感覺和預測，不過在亂象紛紜的世事中，他所能做的也只有低調處理屬於自己地盤上的一點事宜。至於這支新軍日後是否用於國共內戰，就不是一個&ldo;非官非學&rdo;的傅斯年可以控制和駕馭的了。
[37]《悠忽人間四月天》，載《不重合的圓》，梁從誡著，百花文藝出版社2003年出版。
[38]《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歐陽哲生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39、41]《跟費慰梅談生平》，載《從清華園到史語所》，李光謨著，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
[40]成都永陵，乃五代前蜀皇帝王建之墓。王建（847‐918），字光圖，河南舞陽人，唐末五代時期傑出的封建統治者。其創立的前蜀政權是五代十國時期承唐啟宋重要的國家政權，對後世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王建死後葬於成都，號為永陵。永陵未發掘之前，歷盡千年滄桑漸被後人忘卻，陵墓高大宏偉的土冢被後人附會為漢代大詞賦家司馬相如的&ldo;撫琴臺&rdo;，並於其上修建了琴臺建築。
1940年秋,為躲避日本飛機轟炸,天成鐵路局在撫琴臺北面修築防空洞。工程進行之中，突被一道磚牆所阻，當時人們誤以為是&ldo;琴臺基腳&rdo;。四川省考古學家馮漢驥聞訊後，親臨現場調查，斷定其為古墓葬。1942年秋，四川省教育廳廳長郭子傑撥教育經費資助琴臺考古發掘。9月至11月，馮漢驥率四川博物館籌備處部分員工進行了第一期發掘清理工作。1943年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吳金鼎、王文林，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王天木（振鐸）以及中國營造學社的莫宗江、盧繩等專家學者進行了第二期考古發掘清理工作,至9月方告結束。發掘出土的王建石像、諡寶、玉大帶、玉冊等稀世文物證明&ldo;撫琴臺&rdo;正是令歷代古物學家與考古學家苦苦追尋而不得的五代前蜀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