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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接函，見對方不把自己這位&ldo;太上總幹事&rdo;放在眼裡，竟敢公開叫板兒，火氣更盛，高血壓呼呼上躥，再度潑墨揮毫，除了對陶孟和嚴加痛責，還致書朱家驊，把陶孟和欲&ldo;掛空牌於酒泉&rdo;的設想，上升到&ldo;近於矇蔽政府之事&rdo;的政治高度，並堅稱此為&ldo;院務之大事&rdo;，應該&ldo;聞之院務會議，以商其各種可能之利害&rdo;，因為這等大事，並不是院長和某位所長合謀就可以算數和應該執行的事情。至於中央研究院的發展前景，該如何擘擬，不容許&ldo;黑箱操作&rdo;。傅斯年此言既有政治高度，又有理論依據，還有事實上的利害得失，可謂步步為營，刀刀見血，針針封喉，令處於黨國大員地位又&ldo;高處不勝寒&rdo;的朱家驊聞之心驚肉跳，不得不好好思量一番。
已經開始對傅斯年打壓進行反擊的陶孟和並不服氣，他再次致函傅斯年直言不諱地說：&ldo;退一步講，中國學術工作，以至近於學術之工作如此幼稚，研究之處女領土如此之大，&l;重複&r;……又有何妨？&rdo;而傅斯年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別人與自己所掌控的領域&ldo;重複&rdo;，與自己&ldo;重複&rdo;，就等於另立山頭，扯旗造反，向自己宣戰。這一點，從傅氏當年特別看重的弟子夏鼐於1955年的說辭中即可以明瞭。時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的夏鼐，在政治壓力下，於同年《考古通訊》第三期發表了《批判考古學中的胡適派資產階級思想》一文，文中列舉了胡適多條罪狀，其中第五條便是：&ldo;宗派林立，學閥稱霸。胡適傅斯年輩學閥，是以研究機構和高等學校作為地盤的，成為一種排他性的宗派。像軍閥一樣，他們雖時常打算擴充地盤到別人的勢力範圍中去，但自己的地盤是決不容他人染指的。這種風氣也傳染到考古工作中去。&rdo;夏鼐這些話，雖是處於當時嚴酷的政治形勢而不得不為之，但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胡適、傅斯年確實有這方面的毛病。
而在社科所於西北掛牌的問題上，傅斯年見陶孟和把自己的警告當做耳旁風，且還振振有詞地予以辯駁，氣惱中再度給朱家驊發一密函，除了要求把此事&ldo;聞之院務會議&rdo;，還想出另外打壓制裁陶孟和的一個計策，強烈要求將社科所與史語所&ldo;兩所工作之分界，提交院務會議&rdo;，當院務會議將分界劃清並得到兩所負責人認可後，另&ldo;由全院辦一中央研究院西北工作站&rdo;，以便集中強有力的人員做更全面的工作。
陶孟和得知傅斯年的密函內容，深知這是傅在中間攪渾水的把戲，假如全院在西北辦一工作站，派去的人員自然又是以史語所為龍頭老大，社科所人員還是在他們的打壓欺負之下且永無出頭之日。想到這裡，陶孟和大怒，再也顧不得作為長輩的面子，乾脆撕破臉皮，以牙還牙，並以&ldo;足下伎倆高超，素所深悉&rdo;等語致函傅斯年，對其言行大加痛斥。傅斯年接函自是怒火萬丈，當即回函予以反擊，其中特別提到&ldo;伎倆&rdo;一詞。傅說道：
伎倆一詞，其nnotations在中國雖無標準字典，然試看《聊齋》、《西遊》、《兒女英雄傳》、《封神榜》等書，完全是一句罵人很重的話，意為&ldo;小小陰謀&rdo;之類或英語之treachero，……此等罵人話，最好盼望我公收回，即是說，下次來信，宣告收回&ldo;足下伎倆高超，素所深悉&rdo;十個大字，除非我公認為不必再作朋友的話。[30]
雙方情緒至此，已形同戰場上的肉搏狀態，裂痕既開，很難融合。又經過幾個回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