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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月，農曆春節，我想念老母，加之孝感離息縣很近，只有一天的路程，我就向營長阮仁貴請了幾天假，回家看望母親。阮慶主動來給我代職。回到家鄉，母親跟做夢似地看著我。她左看右看，見我健全的從戰場歸來，滿心高興，熱淚跟珠子一樣滾出眼簾。當母親得知我在孝感駐防，離家不遠，更是樂得不知說什麼好。這是我和母親最後一次相見。我要投奔延安，但又不敢對母親說，生怕走漏風聲，更怕母親擔心。在家過完正月初五，我便告別母親，返回孝感。臨走前，我站在母親面前凝視著她。看到母親明顯地老了，想到此去不知何時才能再見，心中萬分悲痛。但國難當頭，忠孝實難兩全，只能忍痛離去。後來，母親在我投奔延安後一年，於1939年10月謝世，享年58歲，我再也未能見上一面。不過，母親死能瞑目了。那時，陝北和國統區還能通郵，我到延安後給母親寫過信，母親知道我走上光明大道，跟了共產黨，正在打東洋鬼子，為民族解放而奮鬥，可以含笑九泉了。
我回到孝感的當天晚上，依舊將床鋪堵在門口睡覺。開始很小心，不敢睡踏實。但由於一路上的疲勞，漸漸頂不住，就一覺睡了過去，而且這一覺睡得很死。下半夜，從黃陂新拉來的六個壯丁先是一人挪我的床板試探，隨之一個個都從我身上邁過去，逃走了。天明，我清查人數，少了三對。營長阮仁貴聽說出了逃兵，指著我鼻子破口大罵：&ot;關俊彥，你連幾個兵都管不住，有屁用，只知道關餉要薪水。哼!這下好了，老子讓你拿個鳥。跑一個兵扣十塊銀元，逃了六個扣多少你知道，這個月薪水不夠，下個月繼續扣……&ot;我心裡也窩火，白幹了一個半月不消說，還讓上司臭罵了一頓。這哪裡是當排長，分明是在當看守，當打手，當劊子手，與士兵為敵。以往在國民黨中央軍的經歷，同我在家鄉見過的北洋軍閥相比，多少還能看到一些積極的方面。在淞滬抗戰前線，儘管士兵們奮勇抵抗，但將領指揮無能，損失慘重，令我這個剛剛從軍校畢業的年輕軍官對國民黨、蔣介石領導抗戰的能力產生了懷疑；師管區的親身經歷，每天看到的都是軍官們無所事事，只知吃喝嫖賭，打麻將，過著醉生夢死般的生活。面對這種種腐敗作風，更讓我對國民黨完全喪失了信心。而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剛剛投入抗日戰場，就取得了平型關大捷，這一切使我深深感到要取得抗戰勝利，靠國民黨是不行的。這更堅定了我到延安參加革命的決心。這時廖斌來信，相告演習完畢，已回到武漢。我們就以外出抓丁為名，趕去相見。我們三人先後兩次到江岸區的長春街67號八路軍武漢辦事處，請求送我們去延安。第一次，見到了羅炳輝同志，他沒有答應我們的請求。但我們並不氣餒。第二天又去&ot;八辦&ot;，見到董必武同志。董老熱情接見了我們。當我們說明來意後，董老認真地對我們說：&ot;你們的願望很好，我們支援，但希望你們考慮清楚，陝北地方很窮，物質匱乏，生活艱苦。再有去延安要路過西安，那裡有很多國民黨特務，如果被特務抓到會很危險，還有殺頭的可能。這兩點請你們考慮好。&ot;我們當即表示堅決去延安，不怕危險，不怕吃苦。董老和羅炳輝見我們態度堅決，就同意介紹我們去延安。
1938年3月底，我和阮慶、廖斌三人，帶著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開具的介紹信、通行證，登上了北去的火車，到達西安。當時從西安到延安還容易走。從1938年下半年起，國民黨當局開始阻撓進步青年投奔延安，困難和危險大大增加。
我們一路上化裝成學生，不敢聲張，不敢說笑，生怕碰到國民黨特務，壞了行程。但人人都是喜在心頭，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滿心歡喜地奔向延安，奔向光明。回憶這一段經歷，我懷著立志報國的滿腔熱情投考黃埔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