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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我感到我撰寫的筆記是客觀的，所發的議論是符合時代特點的。筆記中使用了一些過去我從未使用過的語言。由於先譯成法文而後又譯回到德文，有些用詞不再符合我的本意。另外，別人還借我之口，說出了一些我根本不知道的情況，如軍事技術方面的情況，形勢討論會上的談話內容等等。

我很快就意識到，這些口供想必是出自他人，出自那些被監禁在奧格斯堡拘留所的要犯們，佐勒作為審訊官也對他們進行過審訊。對於這些情況的真實性我並不懷疑，只不過是它們並非出自於我。

當我讀到這本書時，我感到吃驚，因為我當時還毫無經驗，不知如何對付這種&ldo;精神掠奪者&rdo;的做法。我斷定，我絕對根據事實寫成的這本筆記不僅在篇幅上有所增加，而且部分的在格調上也降到了畫報的水平。我的東西，被別人剽竊、篡改之後又公然擺在我的面前，令我萬分惱怒，真想把它推得遠遠的，無視它的存在。

帶病離開拘留所、恢復了自由後，我孤苦伶仃、一無所有，我在柏林的所有東西都失去了。我一個心眼地為好歹活下去而奮鬥。這本書的發行工作持續了沒多長時間就被政府方面禁止了，‐‐記得佐勒先生是這樣告訴我的。我當時雖然名義上從佐勒先生那裡得到了全部稿費的50％，但實際上我無法瞭解稿費的收入情況。現在我再也想不起來從他那裡得到了多少錢。當然，這一點就是在現在對該事件本身也是毫無意義的。

後來，佐勒先生又多次試探我與他合著一本新書，基於當時積累的經驗，對他所有這些試探我都予以拒絕了。他最後一次以這種方式問我是在1963年2月，對此我完全像拒絕來自各方的這類請求一樣，明確地予以拒絕了。

在後來的年月裡，對於記者和歷史學家們就這本書寫給我的信函，我均未予回復。這其中也包括英國記者海因裡希&iddot;弗倫克爾的信，他寫到：&ldo;我認為，澄清這部畢竟在當代文獻中被引用頗多的著作的真實出版過程，不僅是對你的尊重，而且對當代史研究也是一種義務……，當然，為此我需要你說明真實的過程……等等。&rdo;在這期間，我已注意到這本書在整個新聞界被廉價推銷的勢頭，所以我保持了沉默。幾年後，義大利《晚郵報》上發表了題為《克里斯塔&iddot;施洛德號外》的連載。這篇文章曾使我一時不知所措。我猜想，這篇用義大利語寫成的連載文章是根據佐勒的書寫的，不管是不是這樣，我於1964年1月26日通知佐勒先生，我已看到這篇文章，並且同時向他提供了就此進行表態的機會，然而他卻未這樣做。

週末版的每期雜誌的封面上都登著一張照片，這是1939年的一個晚上希特勒到達布拉格赫拉德欣宮時拍攝的。此前我還從未見過這張照片。照片所展示的情景是；我站在打字機的後邊等待著內政部長弗裡克對我剛剛打好的材料提出需要修改或補充的意見。照片上，在場的重要人物還有拉麥斯部長和施圖卡特國務秘書。這種用我的名字做成的生意對我說來的確過分了，因此我過問了此事，但終無結果！我請求《晚郵報》澄清此事，《晚郵報》卻讓我去找一家米蘭通訊社，而這家通訊社卻又讓我去找設在巴黎的另外一家通訊社。就這樣我搞不下去了。一位我朋友熟悉的律師說：&ldo;……得幫助一下像你這樣的女人。&rdo;於是我把所有的材料都提供給了他。但是，他的主動姿態並非像我開始所感到的那樣大公無私，而是像律師本人後來坦率承認的那樣出於一種非常現實的考慮。他希望為將來辦理類似的案件積累經驗。

他到處寫信，發向所有曾在某個時候引用過所謂我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