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鬱金香時代的代表性建築‐‐艾哈邁德三世噴泉，後面是愛亞索菲亞清真寺 鬱金香時代最重要的歷史遺產，是易卜拉欣&iddot;米特費裡盧翻譯的西方著作。易卜拉欣&iddot;米特費裡盧是匈牙利人，出生於特蘭西瓦尼亞的新教家庭，後以奴隸的身份皈依伊斯蘭教，進而在奧斯曼帝國步入仕途，追隨大維齊爾達馬特&iddot;易卜拉欣帕夏。易卜拉欣&iddot;米特費裡盧兼有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雙重文化背景，通曉西方語言，從政期間致力於向奧斯曼帝國介紹西方科學知識和統治藝術。易卜拉欣&iddot;米特費裡盧於1731年出版《民族秩序中的科學方法》，繼而將笛卡爾和伽利略的科學著作翻譯成土耳其文。進入19世紀，法國大革命期間形成的政治思想逐漸傳入奧斯曼帝國，開始挑戰伊斯蘭世界的傳統政治理論，奧斯曼帝國智力覺醒的序幕由此徐徐拉開。
伊斯蘭世界的傳統政治理論，強調統治者的權力和臣民的義務；統治者應當遵循公正的原則，所謂的仁政構成理想的政治模式；臣民理應履行相應的義務，至於臣民擁有的權利則無足輕重抑或無從談起。阿拉伯語中曾有如下的格言：&ldo;如果哈里發為人公正，那是他的賞賜而你應該表示感謝。如果哈里發為人不公正，那是他的罪過而你應該保持耐心。&rdo;[2]伊斯蘭世界的傳統政治理念，由此可見一斑。
所謂的自由在傳統社會是相對於奴隸的法律概念，在現代社會則是與公民權密切相關的政治概念。1789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賦予自由一詞以嶄新的政治內涵，主權在民成為自由的前提和保障，自由主義成為反對人身依附之封建思想的理論工具，憲政和代議制政府成為民眾嚮往的政治典範，而民族主義則成為巴爾幹地區諸多基督教民族反抗蘇丹統治和爭取自由的意識形態，尤其是助長了希臘人和塞爾維亞人的民族解放運動。繼巴爾幹地區基督教諸民族之後，阿拉伯世界也以民族主義作為反抗奧斯曼帝國統治和爭取自由的革命意識形態。
奧斯曼帝國最早的印刷業，源於15世紀末16世紀初巴葉濟德二世當政期間來自西班牙的猶太移民在伊斯坦堡和薩洛尼卡（salonika）建立的印刷所。&ldo;印刷術似乎是在1492年西班牙驅逐猶太人之後，由西班牙的猶太難民帶到中東地區&rdo;。[3]1551年訪問伊斯坦堡的法國人德尼克雷曾經在《土耳其遊記》中寫道：來自西班牙的猶太人，&ldo;不惜使基督教蒙受巨大損失而教給土耳其人許多有關軍事的創造發明、戰術和組織方法，包括製造大炮、步槍、火藥、子彈以及其他武器，等等。同樣，他們還給這個地區帶去了過去所從來沒有見過的印刷術，並用精美的字型印製出不同語言的書籍，如希臘、拉丁、義大利、西班牙等文字，甚至還有希伯來文字&rdo;。[4]
1567年，來自維也納的基督教傳教士在伊斯坦堡創辦亞美尼亞教派印刷所。1627年，伊斯坦堡出現了希臘人創辦的印刷所。然而，在奧斯曼帝國，印刷術的傳播與火器的傳播經歷了不同的道路；火器的引進旨在用於聖戰的實踐，印刷術的引進則與異教思想的出現密切相關。因此，當來自西班牙的猶太人請求巴葉濟德二世準許在土耳其建立印刷所時，巴葉濟德二世告誡猶太人只能印刷希伯來文字和歐洲文字而不得印刷土耳其文字和阿拉伯文字。1727年，伊斯坦堡出現第一家穆斯林經營的土耳其文印刷所，印刷裝置從西歐進口，僱傭猶太人和基督徒印刷工匠，主要印刷歷史、地理和語言書籍。這家印刷所曾經於1742年一度倒閉，1784年重新開業。
1796年，伊斯坦堡開始發行法文報紙。1824年，伊茲米特（izit）開始發行法文報紙。1831年，蘇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