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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像以前那樣繼續受苦，失望的情緒越發使他們怒不可遏。今天戰爭已
經結束，留下來不走的許多低下的普通人民繼續進行剝削和不法行為，因
此中國人很不理解。正如有人所說：&ldo;俄國人有時也沒收我們的財產，但
許多人則付出了四倍於價值的錢。日本人儘管說要付錢，而實際上卻連價
值的四分之一的錢也沒有付給我們。於是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不幸的是對
日本人表示厭惡，對他們的動機存有猜疑，不願同他們合作共事，這種傾
向有增無減。要徹底消除這種感情是困難的。&rdo;（《奉天三十年》&rdo;，下
冊，第二六三至二六四頁）
克里斯蒂牧師把日俄戰爭後來到東北的日本人說成為&ldo;日本國民中最低下、最惡劣的一部分群眾&rdo;。誠然，在他們中間可能有許多低下、下流的人。儘管如此，是否能說他們是日本人中間最差的呢？如果他們壞，是否可以說，那是反映了日本人普遍壞，或變得壞起來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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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談到的是預備役兵和補充兵的暴行問題，現在想消微研究一下出身於農村計程車兵的&ldo;殘暴性&rdo;問題，這是個與上述問題有關的經常遇到的問題。
崛田善衛以南京事件為背景寫了一篇小說，題目為《時間》（發表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號《世界》上）。作者透過主人公中國人陳某的口提到島田這個農村出身的樸素的勤務兵，說：&ldo;樸素‐‐但我知道，與城市工人相比，他們更加殘忍。&rdo;
在膽敢進行殘酷行為計程車兵中，較多的人出身於農村，這或許是真的。但即使有這種事實，那也不能說明農民本來是殘酷的或野蠻的。因此，我很難同意這樣的看法：&ldo;我深深感到，日本軍的殘暴性是潛伏在日本社會日常生活中的殘暴性在這種場合的反映。當時，我即想到了日本士兵和日本農村的落後性。&rdo;（《朝日新聞》專欄，一九七○年一月二十日）
我認為，日本農民本來是善良和樸素的。正如前面所述，他們在維新變革後，有一種封建的、恐怕帶有殘暴性的武士社會的思想和習慣，作為&ldo;國民道德&rdo;強加在他們頭上，而且還得到了神國思想和軍國主義思想的灌輸。於是，樸素的農民一直接受這種思想的灌輸，他們成了法西斯軍隊的兇猛的戰士。我們必須這樣理解。佔領日本的盟軍總司令部認為：&ldo;日本人強加於人道的令人可怕的罪過，是日本五十年來宣揚&l;皇道&r;和&l;大和魂&r;之必然而不可避免的結果&rdo;（前引《馬尼拉的悲劇》，第一九六頁）。中國作家夏衍也這樣認為：&ldo;在過去一段時期裡，軍閥、浪人和背叛革命的人統治了整個日本，他們把自己本階級的性格強加在日本人民頭上。完全推蓋了&l;人民的特性&r;。&rdo;（玉島信義譯編：《中國之日本觀》，第一四九頁）
他們不僅成了政治思想上十分殘忍而兇猛的戰士。誰都知道，舊日本軍隊的非人的訓練時常是殘酷的， 因而把他們培養成為&ldo;兇猛的戰鬥力&rdo;（野間宏 [7] ：《真空地帶》）。家永三郎認為，這種作為兇猛的戰鬥力培養起來計程車兵，不僅成為戰爭時的勁旅，而且從中&ldo;不可避免地派生出熱衷於對俘虜和當地非戰鬥人員施加暴行的後果&rdo;。並又認為：&ldo;應該說，平素受到壓抑的心理，在無視人類理性的破壞行動中使其爆發出不滿情緒；自己的人權全被人們無視的人，他們採取行動，無視置於自己實力之下的弱者的人權，那是必然的&rd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