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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為編年體開出了一個派別，可稱為通鑑學派，其中因繼承的側重不同，又各為流派。我們且以宋代為主略作介紹。
其一，續作派。即以司馬光的義例方法，自搜史料，續作新書。賡續《通鑑》以前史事的，有作為司馬光助手劉恕的《通鑑前編》。南宋李燾是得司馬光長編法與考異法真諦的第一人，他的《續資治通鑑長編》是上接《資治通鑑》的北宋九朝編年史，但他不敢以續作自居，謙虛的自稱《長編》，僅視為未定稿。緊接李燾之書的有南宋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這是南宋高宗一朝的編年史。南宋二李堪稱續作派的翹楚。清代有畢沅的《續資治通鑑》，是與司馬光的書先後銜接的，但遠不能達到前後輝映的水平。
其二，改作派。即以司馬光的著作為藍本，自出機杼，自立義法，改編新書。第一個是南宋的袁樞。他特愛讀《通鑑》，但有時為查一件事的來龍去脈，要前後好幾卷的來回翻檢，頗感不便，覺得何不以時間為中心將《通鑑》改造一番呢？於是，他立了二百三十九個紀事的題目，把《通鑑》改抄成一部新書，名曰《通鑑紀事本末》。這一抄，抄出了一種新的史書體裁，叫做紀事本末體。在他以後，《左傳》、《宋史》、《元史》、《遼史》、《金史》、《明史》也分別被明清學者改編為紀事本末體，再加上《西夏紀事本末》與《三番紀事本末》，合稱為九種紀事本末，紀事本末體也儼然大國了。
不過，袁樞的書編得並不太好，例如先秦隻立了《三家分晉》與《秦並六國》兩個事目，戰國史事只剩下一頭一尾，無論如何說不過去。但畢竟這一體裁是他開創出來的，在史學編纂史上的地位便不容抹煞。這一體裁受到章學誠與梁啟超的極口稱讚，前者說：&ldo;本末之為體，因事命篇，不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無遺。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取去，體圓用神&rdo;；後者說：&ldo;欲求史跡之原因結果，以為鑑往知來之用，非以事為主不可。故紀事本末體，與吾儕之理想的新史最為相近&rdo;。實際上，咱們這部《細說宋朝》在某種程度上使用的也是因事命篇的紀事本末體。
改作派的第二個代表就是朱熹。他不滿意司馬光主要有三點：一是正統觀念還不夠分明，例如在他看來，司馬光處理三國歷史以曹魏為主&ldo;其理都錯&rdo;；二是對歷史人事的愛憎取捨，他與司馬光也頗不一致；三是《資治通鑑》多達二百九十四卷，作為學史的教科書太過繁冗。於是，他另做了一部《通鑑綱目》，共五十九卷，篇幅只是《資治通鑑》的五分之一。
朱熹為這部《通鑑綱目》親定義例，重定正統，大字為綱，體現褒貶，好比《春秋》，小字為目，記載史實，好比《左傳》。這樣一來，這部《通鑑綱目》倒真起了上接《春秋》的作用。再加上朱熹身後地位日隆，其書的名氣也駸駸然凌駕於《資治通鑑》之上。後人仿效的也多起來，便形成了綱目體，著名的有清代乾隆皇帝的《御定通鑑綱目三編》與吳乘權的《通鑑易知錄》。
其三，注釋派。南宋為《資治通鑑》作注釋的主要有兩家：一是王應麟的《通鑑地理通釋》，專門考釋《通鑑》涉及的地理問題，也是歷史地理的一部名著；一是胡三省的《資治通鑑音注》，後人簡稱胡注。胡注對《通鑑》中難解的字詞音義、典章故實、地理沿革和敘事脈絡一一註明，還指出了個別史實失誤，可謂是《通鑑》第一功臣。胡三省經歷了宋元易代的亡國之痛，許多註文都有感而發，寄託了故國遺民之思，體現了愛國史家的現實關懷，這正是宋賢史學的真精神。
其四，論斷派。南宋有李燾的《六朝通鑑博議》，專取《通鑑》中六朝攻守勝負的史事發為議論。論斷派集大成之作則是明清之際王夫之的《讀通鑑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