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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定六年，金哀宗逃往蔡州以後，窩闊臺派王檝出使南宋，約定共同攻蔡的日期。宋理宗見金朝滅亡在即，遣使赴蒙，同意聯合滅金。金哀宗獲知這一情報，立即遣使南宋約和，轉告的理由倒十分鞭闢入裡：&ldo;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唇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既是為我們自己，亦是為你們。&rdo;但是，這不過是外交辭令，哀宗與宋約和，只是減輕兩線作戰的軍事壓力，背地裡他卻認為南宋不堪一擊，還打算揮師西向，從南宋的川蜀奪取生存空間。
那麼，南宋方面是否全然不知唇亡齒寒的常識，而作出聯蒙滅金的決策呢？早在嘉定七年（1214年）蒙古侵金時，朝廷討論斷絕納金歲幣，提舉淮西常平喬行簡就提出：&ldo;金國，過去是我們的仇敵，今天是我們的屏障。唇亡齒寒的古訓可以為鑑。不妨仍給歲幣，使拒蒙古。&rdo;權相史彌遠認為他所慮甚遠，準備繼續納幣。
一批太學生伏闕麗正門，痛斥喬行簡賣國，要求砍他的頭。史彌遠深知學生運動惹不起，就停了歲幣。這一決策實際上等於向金朝宣佈嘉定和議無效，宋金關係的惡化責任最先在南宋方面。金宣宗侵宋，固然是大失策，但與此也不無關係。興定侵宋使南宋朝野民族主義的仇金情緒再次急遽升溫，雖知唇亡齒寒的常識，也不可能達成聯金抗蒙的同盟。
金哀宗即位，雖然停止了侵宋，但雙方卻都政治短視，缺乏三國時孫劉聯盟的那種遠見，尤其是有燃眉之急的金朝，在這一問題上缺乏應有的主動和誠意，以致雙方未能結成抗蒙聯盟，這是十分可惜的。
平心而論，南宋政府雖在嘉定十一年（1218年）就響應蒙古聯合攻金的建議，卻遲遲不見行動，應該就有唇亡齒寒的考慮在內。而金哀宗在即位的十年內喪失了與宋聯手的大好時機，滅亡在即，為了避免腹背受敵，才想到約和之策，同時還在打南宋四川的主意。
面對金朝滅亡之勢和得知金朝圖蜀之謀，再聯絡到宋金關係的歷史宿怨和近期走勢，南宋決策聯蒙滅金，實在也是無可奈何的。由於此時的金朝已必亡無疑，聯金抗蒙已不可能扭轉變局，而只能開罪於蒙古，使宋朝更早進入與蒙交戰狀態。而聯蒙滅金，既可緩和與蒙古的緊張關係，又可滿足靖康之變以來的仇金民族情緒。
南宋聯蒙滅金的決策與北宋聯金滅遼的海上之盟，卻有歷史相似之處。王夫之即把兩者相提並論，批評宋朝&ldo;借金滅遼以失中原，借元滅金以失江左&rdo;。毫無疑問，民族主義情緒和收復失地情結在兩個決策中都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海上之盟完全是徽宗集團出於對三國關係和實力的盲目估計，主動作出了錯誤輕率的決策。而聯蒙滅金的選擇，南宋無疑較理智的分析了當時三國關係的既有現狀，雖名知唇亡齒寒，卻出於被迫和無奈，以便兩害相權取其輕，因而不能簡單將其與海上之盟混為一談。
天興二年（1233年）八月，金哀宗命秦州元帥粘哥完展權參知政事，要求與他在九月中會師繞風關，乘宋不備，攻取興元府，向四川擴地。同時，河南金將武仙也攻打南宋的光化（今湖北光化西）等地，以便為哀宗入蜀殺開血路。南宋京西兵馬鈐轄孟珙大敗來犯的金軍，並乘勝攻克金朝境內的鄧、唐等州，使哀宗入蜀計劃成為泡影。
九月，蒙軍進圍蔡州，標誌著蔡州之役的開始。十月，南宋以孟珙為統帥，領兵二萬，運糧三十萬石，履約與蒙軍合攻蔡州，十一月抵達蔡州城南，受到蒙軍統帥塔察兒的歡迎。雙方劃定圍城地界，約定互不侵犯，同時相互配合攻城。
但金軍頑強守城，戰爭十分激烈。蔡州被圍三月，城內物價騰貴，糧食斷絕，居民以人畜骨和芹泥充飢，哀宗殺廄馬五十匹、官馬一百五十匹給將士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