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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是呂頤浩與朱勝非並相。但頤浩在次年九月也被罷相，他主張對金朝與偽齊用兵，但宰相肚量稍狹，不能用李綱。紹興四年九月，朱勝非罷相，由趙鼎替代他獨居相位。趙鼎號稱中興名相，《宋史》對其秉政方略有一段評價：&ldo;及趙鼎為相，則南北之勢成矣。兩敵之相持，非有灼然可乘之釁，則養吾力以俟時，否則徒取危困之辱。固鼎之為國，專以固本為先。&rdo;張浚從川蜀召回以後，一度被免職。趙鼎以為他還是個人才，仍讓他起知樞密院事，視師江上。紹興五年二月，高宗命趙鼎為左相，張浚為右相。
張浚在對金方針上是堅決的主戰派，他在鎮壓楊麼起義以後，以為安內業已完成，可以轉而攘外。紹興六年初，張浚決策出兵，收復失地，由韓世忠出淮東進攻京東東路，嶽飛出襄陽直取中原。二月，韓世忠進圍淮陽軍（今江蘇邳縣西南），金齊聯軍馳援，宋軍被迫退回。七八月間，嶽飛的軍隊直導伊洛，逼近西京洛陽，朝野大為振奮。張浚要求高宗移蹕建康鼓舞士氣，趙鼎力求穩健，主張進幸平江（今江蘇蘇州）。
十月，偽齊三十萬大軍分三路進攻淮西，趙鼎的措置略有乖張，他一方面主張回蹕臨安，一方面讓高宗手詔張浚放棄淮西退保長江。張浚得知偽齊軍隊並無金軍後援，力主不能輕易回蹕，以免軍心動搖，高宗也終於迴心轉意。其後，因楊沂中的藕塘之捷與岳家軍的馳援，偽齊軍被迫北撤。
在淮西之戰的處置上，趙鼎大失其分，張浚大得人望，他乘機逼迫趙鼎罷相出朝。與此同時，張浚做出了一個錯誤的決策，誤以為秦檜&ldo;柔佞易制&rdo;，紹興七年正月，再次引薦他入朝為樞密使。
這時，張浚總中外之政，以恢復相號召，但他最先著手的卻是&ldo;謀收內外兵柄&rdo;，揭開了宋代第二次削兵權的序幕。所謂第二次削兵權，是相對於宋太祖&ldo;杯酒釋兵權&rdo;而言的。在涉及這一問題前，有必要回顧建炎紹興之際武將勢力的崛起與宋朝家法之間的衝突。
南宋政權一誕生，為對付金軍、流寇與農民起義，朝廷不得不默許南渡諸大將在鎮壓流寇集團與農民起義時將潰兵與農民整編入伍。這樣，南宋初年的兵權經歷了一個由分到專的過程，日漸集中到少數將帥的麾下。這些將帥把官軍變為私兵，眾軍相稱必曰某姓某家之兵，例如張家軍（張俊）、劉家軍（劉光世）、楊家軍（楊沂中，後來高宗為其改名存中）、韓家軍（韓世忠）、吳家軍（吳莭、吳璘）等，凡此無不表明軍隊國家化的性質正在淡化，私家武裝的性質卻日趨強化。
隨著軍事勢力的膨脹，武將的政治地位也急劇上升，諸大將如張、劉、楊、韓、吳、嶽都官拜兩鎮節度使，張、劉、韓還加到三鎮。在經濟上，他們以充實軍費為名，軍隊經商，侵奪國家財利。武將勢力的坐大是建炎紹興之際有目共睹的事實，這與太祖以來抑制武將的祖宗家法是格格不入的。
大約從建炎末年以來，不同派別的文臣就以祖宗家法捍衛者的身份提出形形色色削兵權的方案，其中雖有主和派的韓肖胄，也有主守派的廖剛、李彌遜、張守和張戒，卻還有主戰派的王庶、陳規、陳公輔和胡寅，甚至還包括抗戰派的代表人物李綱，當然還有這位張都督。
高宗不是中興名主，卻決非庸主，在時機未成熟前，他一方面以高官厚祿和土地財貨籠絡諸大將，一方面說些&ldo;勢合則雄&rdo;的話頭穩住諸將。但苗劉之變無疑令他刻骨銘心的記得武將跋扈的嚴重後果，如今，流寇集團與農民武裝已經翦除，宋金戰局也大體穩定，因而他默許張浚之舉。這也是高宗在二相之爭中偏向張浚的原因之一，儘管他對張浚的主戰絕無好感，但比起趙鼎來，張浚有長於軍事的虛名，更有利於恢復&ldo;以文御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