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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宋朝中央將西北防務分為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以龐籍、范仲淹、王沿、韓琦分知四路帥府所在的延州、慶州、渭州和秦州，各兼本路馬步軍都部署。兵分四路，防地分明，但正如歐陽修所指出&ldo;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為寡，兵法所忌&rdo;，並不能改變&ldo;常戰而常敗&rdo;的局面。
而范仲淹在對西夏和戰問題上的戰略思想日漸為仁宗所接受，這一方針集中體現在慶曆二年正月他給仁宗的奏議中。他認為：對西夏應以有效防務為出發點，具體原則是&ldo;攻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守宜圖其久而民力不匱&rdo;；在這一基礎上，&ldo;招納之策，可行其間&rdo;，因為&ldo;兵馬精勁，西戎之所長也，金帛豐富，中國之所有也&rdo;，既然&ldo;禮儀不可化，干戈不可取，則當任其所有，勝其所長&rdo;。但朝廷中反對議和的聲音仍十分激烈，雙方還不能立刻走到談判桌邊。
慶曆二年閏九月，元昊在試探議和未得到回覆的情況下，再次興兵進攻鎮戎軍（治今寧夏固原），涇原路統帥王沿急遣副總管葛懷敏率軍迎敵。元昊故伎重演，逐步把宋軍引向定川砦（今寧夏固原西北）。宋軍一進入包圍圈，就被四面圍住，退入定川砦中死守。西夏軍切斷了水源，宋軍只得冒險突圍，僅行二里，就被西夏伏兵圍殲，葛懷敏以下十四員大將戰死，所部九千餘名將士、六百餘匹戰馬均被西夏俘獲。而後元昊揮師直抵渭州城下，王沿令為數不多的守城軍民豎起許多旗幟，部下疑兵陣，再學諸葛亮，才使元昊大軍放棄攻打渭州，縱掠七百里後整軍北歸。
定川砦戰敗，宰相呂夷簡驚呼：&ldo;一戰不如一戰，可怕！&rdo;宋朝任命韓琦、范仲淹和龐籍為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總領四路軍事。范仲淹與韓琦一方面在宋夏交沖地區修城築砦，構建起牢固的軍事據點。另一方面充分發揮鄉兵、蕃兵和弓箭手的戰鬥作用。
鄉兵是從當地居民中抽點的漢族壯丁，蕃兵是由西北羌族中漢化程度較高者組成的西北地方軍，弓箭手則蕃漢皆募，然後進行專門訓練，三者都具有亦兵亦民的性質，尤其適用對待西夏軍隊的進擾。
這些措施使得西夏軍隊不敢輕易來犯，他們敬畏的稱范仲淹為&ldo;小范老子&rdo;，以區別於稱為&ldo;大範老子&rdo;的範雍，互相告誡道：&ldo;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範老子可欺。&rdo;西北邊民則用民謠稱頌韓、範守邊功績：&ldo;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範，西賊聞之驚破膽。&rdo;
透過三次大戰，宋朝原先那種一鼓蕩平&ldo;蕞爾小丑&rdo;的豪氣早已煙消雲散，明白了自己在軍事上根本不可能占上風。宋仁宗決定全力求和，雙方議和使節開始往來。而議和對西夏來說也是求之不得的，元昊立即響應，原因有三。
其一，戰爭爆發後，宋朝停止了對西夏銀絹錢的大宗歲賜，關閉了榷場，西夏境內糧食、布匹、茶葉等生活必需品奇缺，嚴重的影響了社會經濟生活。
其二，戰爭使西夏民窮財盡，物價昂貴，民間流傳&ldo;十不如&rdo;的謠諺表示不滿，連年戰爭使西夏&ldo;軍民死亡，瘡痍過半&rdo;，在兵力上也沒有力量繼續長期的戰爭。
其三，元昊雖在三次戰役中大獲全勝，但也深知以貧窮落後的西夏，要全面戰勝和長期佔領地廣人眾的宋朝絕無可能，而從經濟利益上看，戰爭掠奪遠不如與宋朝維持和平獲得的好處為大。
還必須指出，宋、遼、夏三國關係在當時的互動變化，也促使宋朝與西夏必須儘快與對方媾和，對此，有必要多說幾句。
元昊聯遼抗宋，遼朝也瞅準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