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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九月八日參謀長們與我和馬克斯威爾&iddot;泰勒的&ldo;會談紀要&rdo;中沒有提到這一點和哈羅德&iddot;k&iddot;詹森將軍的其它觀點。

哈羅德&iddot;k&iddot;詹森將軍提出的空襲效果問題在此後三個月到半年時間內既是我與總統爭論的根本問題，也是參謀長們與在越南的將帥之間爭執的問題。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國會還就此問題舉行了兩次聽證會，在聽證會上，軍事委員會的大部分委員以及軍方的代表贊同哈羅德&iddot;k&iddot;詹森將軍一九六四年提出的觀點（受到了總統和我的多項決定的支援）。

參謀長們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凸現了其它更重要的問題。空軍和海軍中支援空襲的人相信轟炸會產生巨大效力，但他們沒有準確估計在特殊形勢下空襲的效果。陸軍（特種部隊除外）和海軍陸戰隊發現很難對遊擊隊進行有效反擊。所有人員（包括我在內）都嚴重低估了河內的決心、耐力以及增援和加強南方越共力量的能力。

關於九十四個目標的有關問題，我得到的最直接的答覆見於一份軍事演習報告中，這次演習的代號為&ldo;s-2-64&rdo;，是參謀長聯席會議下屬的聯合軍事演習局於一九六四年九月中旬舉行的。報告總結說，對北越進行&ldo;軍事轟炸不會很快使南越的暴動停止&rdo;，而且&ldo;對（敵人）較低的生活水平也許只能產生非常之小的影響。&rdo;

西貢政權解體的速度甚至快於我們與總統討論該採取什麼措施的速度。九月六日，馬克斯威爾&iddot;泰勒怒氣沖沖地來電說：&ldo;只有出現一個卓越的領袖才能扭轉局勢，但這裡沒有喬治&iddot;華盛頓。&rdo;自從甘迺迪政府組建以來，我們一直把政治穩定視為我們越南政策的根本前提。現在馬克斯威爾&iddot;泰勒說這已做不到了。不久後提交的《國家情報特別評估報告》反映了他的判斷。報告稱：&ldo;在南越很難出現一個能夠主導戰爭的穩定的政府。&rdo;

這兩份評估本來應該使我們重新考慮我們的基本目標以及實現它的可能性。但我們沒有那樣做，主要是因為沒有人願意討論退出越南。我們認為那將使我們遏制共產主義在東南亞蔓延的堤壩出現巨大的裂口，這是我們不能接受的。

由於我主要依據的是《國家情報特別評估報告》，而且在書中經常引用它們，所以我先對它們做些介紹。一九五○年，中央情報局創辦了獨立的國家評估委員會，其使命是對重大的政治和軍事事件及其發展趨勢和前景進行評估。這些評估利用了來自各個情報機構的報告，包括國務院的情報和調查局以及軍方的情報機構。按照慣例，國家評估委員會把評估報告的草稿發給各個情報機構徵求意見，對於各種意見，國家評估委員會主任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絕。然後，評估報告被轉至高階審查委員會‐‐美國情報委員會，並最終呈送到中央情報局局長手中。他將把評估報告直接呈交總統和總統的高階顧問。

在我任國防部長的大部分時間內，原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謝爾曼&iddot;肯特領導著國家評估委員會。他看上去很像奇普斯先生的原型，他是我見過的擁有最激烈和最強烈的地緣政治理念的一個人。即使我與他意見不一（這種情況不常出現），我也非常推崇他，由他主持完成的報告對我影響極大。

九月九日，當我們與總統開會討論可能的行動策略時，他的軍事顧問們之間的巨大意見分歧就暴露出來了。空軍參謀長和海軍陸戰隊司令認為有必要立即對北越實施空襲。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厄爾&iddot;g&iddot;&ldo;巴斯&rdo;&iddot;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