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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見面的時間還未到。為了消磨時間，我一人在斯德哥爾摩市中心閒逛。一對情緒激動的夫婦，也許是匈牙利人，跑到我跟前比劃著名告訴我，有人偷偷拍我的照片。我心裡沉了一下，可覺得此事與停車場的那對老年夫婦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絡。幹是仍按原定計劃，在當地民主德國大使館為來訪官員準備的下榻之處會見了克雷默。 我們這次錯就錯在選擇了從瑞典最北部的港口城市卡琅爾入境。根據我們一貫的謹慎做法，間諜避免直接從自己的國家去接頭地點所在國見人。為此，我們先去芬蘭，然後轉道去瑞典。從芬蘭進入瑞典無需出示護照，我們入境時也是一樣，這樣就避免了留下任何記錄。船到港後，東德大使館內情報局的人前來接我。瑞典反諜報機構原來也沒閒著。他們把我們租的這輛車的牌照輸入電腦，然後一路跟蹤我們到斯德哥爾摩。

我們在當地的人為我的到來精心佈置住房的舉動一定引起了瑞典人對來自東德的不速之客的注意。他們把這一情況轉告給了西德諜報機構的同事。我一踏上瑞典的領土，即被罩在兩國諜報機構編織的大網之下。西德人員帶著這張在斯德哥爾摩偷拍下的我的照片返回西德。然而沒人能猜出這個神秘的東德人到底是誰。

西德把我的這張照片和拍攝的其他難辨身份的嫌疑分子的模糊不清的照片封存在一個小盒子裡。施蒂勒逃到西德後，西德諜報人員像以往那樣，把所有這些照片擺在他的面前，讓他辨認。他一眼就認出了我。從那一天起，西德新聞界再報導我時，終於可以附上我本人的照片了。

敵人知道我方諜報首腦長什麼模樣本來不是什麼大不了的收穫。然而知道我的相貌對西德卻頗有稗益。它在某種程度上打破了環繞我們情報局和我個人的神話。從今以後，我不再是一個隱面間諜，而是一個肉眼凡胎的普通人。由於克雷默的被捕，加之我的身份也已暴露，我們不得不十分惋惜地中止了與北約組織內的那個耳目的接觸。這本來是我們這次瑞典之行的真正目的。斷了這條線才是施蒂勒叛逃給我們造成的最痛心的損失。

施蒂勒叛逃後，他的西德主子把他借給中央情報局兩年。據我所知，美國人把他藏在芝加哥。他不失時機地抓緊機會學習英語，並拿了一個金融方面的專業證書。他這號人在任何社會制度下都不會窮困潦倒。返回西德後，他改名換姓在法蘭克福市的一家銀行上班。我們很快即透過秘密渠道瞭解到以上情況。一位特工甚至搞到了他的住址，並表示如有重賞他可以把施蒂勒帶到邊境。米爾克馬上把我召到他的辦公室，粗魯地問：&ldo;那個烏龜王八蛋施蒂勒，難道就沒法子把他弄回來？&rdo;他的意思我一清二楚。他是指採用50年代雙方互相綁架對方情報人員的驚險離奇的手段。可如今已是實行東方政策和緩和的80年代，政治上不允許再這樣蠻幹。部長大人只好作罷，氣鼓鼓地聽任施蒂勒逍遙自在下去，在法蘭克福經營自己生意興隆的公司。施蒂勒叛逃是我一生中幾次重大挫折之一。他在這次事件中是惟一的贏家。

好在突發事件並不總是災難。1981年初夏的一個早晨，東德駐波恩大使館的郵箱裡躺著一個大信封。裡面夾有一封寫給外國情報局第9處處長的信。負責滲透西德情報機構的第9處是情報局內第二大處，僅次於科技部，也是最忙的處之一。我與這個處的感情也最深。和大多數投上門來的人（指主動找到敵方諜報機構要求當間諜的人）不同，寫這封匿名信的人準確地使用了我們內部的通訊地址。這表明他對東德情報局的內部結構很熟悉。

信封裡夾有一張20元的西德馬克。顯然，此人意在把這張鈔票上的號碼作為今後與他聯絡的密碼。匿名者自我介紹說，他是一個熟知西德諜報工作內情的專家，願意向我們提供這方面的情報。條件是一次性付給他15萬西德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