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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兩天前，我還按老習慣在新年之初給我們局的負責官員講了一次話。&ldo;同志們，我們要時刻牢記，敵人鑽入我們的心臟才是最最致命的。&rdo;當時我這樣講不過是想引起大家的警惕，不料居然被我言中。我深為震驚。尤其令我痛心的是，此事發生在科技部。我一向認為，如果我們在科技領域落在西德後面，諜報工作再出色也是白搭，因此平時對該部的工作特別關心。
詢問邊防軍後才知道，使用這張通行證的時間是頭一天晚上9點30分。等到有人覺察時，叛逃者早走了12個小時了。叛逃的時機是深思熟慮過的，一個冬天的假日週末。位於諾曼大街上的戒備森嚴的情報局總部裡，工作人員忙成一團，急著檢視b處人員的休假安排，然後一一給他們家裡打電話，辨明哪些人正在休假，哪個人是叛徒。
他們擬了一個可疑者名單。3小時後，我返回東柏林時，已真相大白。叛逃的是負責核物理、化學和細菌學的第1分處的施蒂勒大尉。他是該處最精明強幹的官員之一，為人隨和，富於自信，叛逃前剛剛被任命為該處的黨委第一書記。通常只有特別可靠的人才能擔任這一職位。毫無疑問，施蒂勒的叛逃是過去幾十年裡最嚴重的一起叛逃事件。（1959年，主管從基督教民主聯盟人士那裡刺探情報的馬克斯&iddot;海姆少校叛逃，導致我們10餘名間諜被捕。1961年，負責滲透西德境內的美國組織的官員沃爾特&iddot;格拉斯叛逃。我們的一些諜報活動為此夭折。兩人均定居西德，不時應西德諜報機構的請求為他們出謀劃策。）
情況十萬火急。我們立即採取了一切應急措施，向施蒂勒分管的西德境內的間諜和耳目發出警報，指示他們果在家裡，銷毀一切對他們不利的檔案。與此同時，我們局的分析員仔細核對檔案，查明施蒂勒帶走了哪些檔案。這是一場比速度的競賽。西德諜報機構動手捕人之前，我們必須儘快通知處境危險的人。
我們很快查明，施蒂勒帶走了載有告密者名單的材料。其中包括供整個科技部參考的關係名單、一些間諜和耳目最近提供的情報摘要以及他們的化名。單憑這些，還不足以知道這些間諜和耳目的身份和工作地點。然而西德的反諜報機構可以透過這批材料更好地判斷一些懷疑物件是否是我們的人。坦率地說，施蒂勒這傢伙確實膽子不小，叛逃前做了精心的準備。帶走這批告密者的檔案材料無疑是為了逃到西柏林後可以給對方獻上一份見面禮。顯然，他是鐵了心地要跑，不惜冒被抓住後處死的風險。這說明他要麼早已被敵人收買，要麼打算叛變投敵。
就在我覺得昏天黑地之時，專線電話機響了。另一端的米爾克驚慌失措地告訴我，保險櫃裡裝有他講話稿和指示的幾個紙箱也不見了。他平時講話喋喋不休，不得要領。丟失這批材料無非是讓人有點難堪，根本算不上什麼天塌地陷的事。可部長大人不這麼認為。他在熱線上喋喋不休說個沒完，不肯放下電話。&ldo;那些壞蛋都拿到關於我的什麼材料了？&rdo;他翻來覆去地咆哮著。&ldo;真他媽的亂到家了！以後乾脆邀請敵人出席我們的會議算了！你們這幫人真讓我倒胃口！&rdo;
我真想對他吼上幾句，可還是緊咬嘴唇，壓下了怒火。他耍孩子脾氣耍慣了，我聽任他把火發洩完。隨後從另一處檔案部門影印了一套他的講話稿，派人送去。裡面夾了一張便條：&ldo;隨函附上落入敵手的您簽署過的檔案。&rdo;這使他有機會在我們的對手西德諜報機構興高采烈地透過新聞界將這批材料公之於眾之前有個思想準備。
為了理解施蒂勒的叛逃對我們的打擊有多麼沉重，有必要了解一下當時科技情報工作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所佔的分量。科技部成立於50年代，最初建制很小，主要負責追蹤西德在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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