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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區分自由戰士和恐怖分子通常取決於你站在哪一方的立場上。我們曾向南非境內的解放運動--非洲國民大會--提供軍事和資金上的援助。對此我終生不悔。支援非洲國民大會並沒有任何戰略上的考慮。我們並不期待他們有朝一日會上臺執政。我們認為，它反對種族隔離的鬥爭是正義的解放鬥爭。許多年後，當我看到曼德拉在一個沒有種族歧視的南非承擔起治國的重任時，對當年的判斷不禁啞然失笑。
不過幫助非洲國民大會不能說沒有一點政治動機。我們希望加強該組織內的左翼力量。具體做法上無論是我們還是蘇聯都要格外謹慎小心。處理不好就會加劇解放運動內部自由派與親共派的分裂，反而對一貫反共的白人政權有利。我們和莫斯科一致認為，爭取非洲國民大會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最佳辦法是儘量做到有求必應。這樣他們就會把我們當成自己事業中的盟友。
從70年代中開始，東德開始訓練非洲國民大會的遊擊隊員。這屬於軍事合作範圍，而不是諜報合作，由ag（國安部長工作小組）和肖爾茨將軍主管。兩批人數在40到50之間的非洲國民大會的戰士在位於東德鄉村的一所黨校接受了訓練。不隸屬於外國情報局的東德軍事諜報機構負責安排他們的行程。不用說，他們的行程屬於機密。一般經坦尚尼亞或安哥拉飛倫敦，然後換乘東德國家航空公司的飛機飛東柏林。我們的人覺得，這是一條擺脫南非諜報機構監視的最佳路線。事實證明果然如此。
非洲國民大會的人員在東德接受軍事訓練的訊息始終沒有走露過。70年代末我才瞭解到這一情況。當時南非共產黨主席斯洛沃透過東德黨中央請我們幫助培訓少量的非洲國民大會反諜報人員。他解釋說，非洲國民大會內部有可能會混人南非政府的特務。而他們對反諜報一竅不通，無法建立一支反諜報隊伍防止滲透。昂納克辦公室把斯洛沃的信轉給了我們，信上批有一行字：&ldo;總書記已經同意。&rdo;
柏林外的波茨坦有一所隸屬於國家安全部的法律學院。我們在該院的一個特別係為8至10名非洲國民大會成員提供了培訓。建立這所學院是我們情報局想出來的主意。它有多種用途，都與國家安全部有關。退休的諜報官員在此講授各種課程，從基礎國際知識到反諜報技能。在一位從反諜報局借調過來的將軍的細心指導下，這些非洲國民大會的學員學習如何發現潛在的鼴鼠，如何迷惑敵人並將他們抓獲，同時又不暴露自己。
培訓班每隔3到5個月辦一期。我們向他們介紹了敵方諜報機構採用的種種手段以及審問心理學。這些南非學生學起來如饑似渴，恨不得把一切都記在腦子裡。培訓內容還包括了一些馬克思一列寧主義的基本理論。學員們非常客氣地表示，這不是他們前來培訓的目的。此時我們已經透過這類合作摸到了一條基本規律；把我們的世界觀強加在合作夥伴身上是不明智的。我們本來期待著透過與非洲國民大會建立聯絡，有朝一日能夠使我們派往國外的間諜披上合法的外衣。具體設想是，我們可以先派他們去南非，然後在我們當地諜報人員的幫助下改換身份。1988年前後這種辦法剛剛開始有點眉巳因而無從得知它是否行得通。
在思考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對恐怖分子提供援助的問題時，尤其是法國領事館和拉貝勒夜總會被炸事件，任何與此有牽連的人都無法迴避個人的責任或罪責。死者並不是在爭取自由的戰鬥中倒下的戰士。他們既不同意我們的世界觀，甚至也不同意我flj高度重視的安全理論。這類襲擊，如1993年一個恐怖主義團體爆炸世界貿易中心的行為，顯示出一個人不管出於什麼動機與恐怖分子打交道時應負的責任。然而這些都是事後之見。我們與阿拉法特領導的巴解組織和其他類似組織的合作是一個複雜的政治謀略的組成部分。我個人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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