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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許多年，他對我的這番描繪一再為各家報紙所引用，還附上一張看上去溫文爾雅的男人照片。此公當然不是我。到底是何許人，我始終不得而知。由於西德人找不到我的照片，這些報紙只好隨便找個人將就一下，演出一場移花接木的把戲。
今天，波斯特攝影連鎖店的霓虹燈招牌在前東德的各大城市中心忽明忽暗，和前西德領土上的其他波斯特連鎖店毫無二致。我的這位朋友渴望市場經濟有一天在東德領土上蓬勃發展的願望終於得以實現。我倆一生的悲劇在於，實現這一願望的代價竟是我倆不同程度上所信仰的東德社會主義制度的垮臺。
關閉邊界意味著，我們情報局的工作方式不可避免地變得更加複雜，而且很不幸，也更加昂貴。同提供情報的人接頭，間諜的往來旅費以及發展新耳目都需要外匯。而外匯卻越來越難搞到手。向間諜提供技術幫助，購買偵聽器材、高頻無線電放大器、解碼機和其他我們迅速落後於美國和西德的裝置也離不開硬通貨。最佳的辦法是買一臺最新裝置，然後仿造。然而幾乎所有這類裝置都被列入美國人控制的禁止向社會主義國家出口的商品單子裡。我們必須想辦法透過關係搞到這些裝置，又絲毫不留痕跡。此外，報銷潛伏在西德的間諜的各項花費以及拉攏潛在的告密人也少不了外匯。這方面我從來不吝嗇。西德人喜歡自己成為一國情報機構追逐爭取的物件。出手越大方，他們越有可能受寵若驚，答應我們的要求。倘若我手下一位在西德的間諜設法結識了波恩某個政治家，外交官或商界人物並請他喝酒吃飯的話，他去的餐館不見得很豪華或時髦，但肯定有檔次，屬於那種趣味高雅的有錢人去的地方。餐館裡的葡萄酒也得是上乘的。要讓任何思忖是否向我們提供情報的身居要職的西德人感到，他是在與一個言而有信、財大氣粗的機構打交道。我決不會像一些蘇聯同事那麼摳門兒。他們對錢斤斤計較是出了名的，渾身上下透著一股子小家子氣。
早期，我們為了應付以上各種需要四處搞外匯，並沒有固定的來源。隨著情報局編制的擴大，工作面也越鋪越大。到了修柏林圍牆時，過去的籌款辦法已不能滿足我們的外匯需要。正是出於搞到外匯的需要，我結識了東德的金融怪才沙爾克。沙爾克身材魁梧，方下巴，寬胸脯，說起話來聲如洪鐘。60年代中，我的副手弗魯克將軍介紹我認識了他。弗魯克任國家安全部龐大的東柏林司司長期間，曾與兩位東德商人打過交道，一個叫戈登堡，另一個叫維施紐斯基。西德人一般以為東德沒有私人企業家。其實並不然。只不過東德的私人企業家在社會上居於不顯要的地位，並且受到國家的密切監視。到頭來大多數商人都聽命於國家安全部。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透過有限的出口賺取到的外匯始終遠遠不能滿足它的外匯需要。戈登堡和維施紐斯基提議，東德政府允許他們從事股票和期貨交易。作為交換條件，他們向國家上繳一定份額的利潤。沙爾克當時是兩德間及對外貿易部裡的一位躊躇滿志的官員，與兩人達成了這筆交易。利潤提成部分經沙爾克之手轉交給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用於資助西德和其他國家的某些政治組織。然而聰明過人的沙爾克決不甘就此罷手。從60年代末起，東西德之間的關係逐漸走向緩和。東德領導人利用對外貿易部內負責這項工作的原班人馬另外成立了一個新的秘密機構，由沙爾克負責。該機構的任務非常簡單：透過一切手段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搞到外匯。
我們需要有一個熟悉西德股票市場、金融規則和隱含條款的中間人。沙爾克無疑是最佳人選。他有完全的行動自由。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可以為所欲為。與他打交道的西德商人和政要哪兒知道，沙爾克其實是國家安全部裡的一名上校。他的真正老闆是米爾克，同時還直接向接替烏布利希的黨的領袖昂納克和負責經濟事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