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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不解，到底是什麼原因驅使這位婦女偷偷溜到柏林與我們秘密接頭，並向我們提供政治觀點跟她更接近的組織和個人的情報。尤其是在此之前，東德曾以莫須有的罪名將她逮捕下獄。她當然明白我們是幹什麼的。如果她是一名雙重間諜的話，她會設法打聽我們的情報活動。可她從未問過任何問題。她只收下我們為報銷她的開支付給她的錢。除此之外，一分也不多要。為了給她去柏林找一個藉口，她還編造出一個家住西柏林的女友。
1961年修建柏林圍牆後，這條極其寶貴的訊息來源突然中斷。當時有幾個一直向我們提供情報的西德人切斷了與我們的聯絡。她是其中之一。我覺得蘇珊這個人並不像我們想像的那樣簡單。有跡象表明，她開始為西德情報機構工作，並同西德陸軍少校扎格納一起消失在遠東。當初蘇珊就是從他這裡聽到救援自由這個組織的名字的。在遠東期間，扎格納先後在幾個國家擔任西德武官。1968年時，蘇珊已在一名叫朗格曼的西德間諜控制的情報網內做事。朗格曼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眼線，歐洲及遠東都有他的人。
鬥轉星移，物是人非。昔日曾幫過我們的蘇珊搖身一變，竟成了西德聯邦情報局駐香港站的站長，代號150。東京、馬尼拉、雅加達和新加坡等地的情報分站均歸她管。70年代我們搞到手的西德情報組織的檔案材料裡提到，她曾一次得到9．6萬西德馬克的報酬。由此推斷，她該不是一般等閒之輩。1968年，克勞斯&iddot;金克爾當上西德情報組織的首腦後，面臨的首要任務就是清除冒牌間諜，廢止格倫的莽撞做法。儘管格倫之後又換了兩任首腦，這種做法仍然十分普遍。蘇珊離開了西德情報組織。據說她拿到30萬西德馬克，條件是不得透露聯邦情報局插手西德政治的內情。從此她銷聲匿跡。直至今日，她到底是哪一方的人，扮演的是什麼角色對我仍是一個謎。
經過施泰因呂克一事的挫折，我悟出了一點：刺探聯邦德國政治秘密的秘訣在於四處撒網，廣開情報來源，對向我們提供情報的人，要讓他們感受到無微不至的關懷。右翼方面，我們同京特&iddot;格雷克建立了聯絡。他是一位愛國者，戰前曾任國會議員，因反對希特勒坐過監獄。後來參加了1944年試圖暗殺希特勒的密謀集團。格雷克的例子說明瞭為什麼一些鐵桿保守分子最終和我們站到了一起。他們反對阿登納企圖借美國產婆之手接生一個新德國的政策，與他勢不兩立。格雷克公開會見烏布利希，以表示他對阿登納政策的不滿。為此他被驅逐出阿登納的政黨。我們仍然與他保持往來，把他作為瞭解基督教民主聯盟圈子內情況的一個重要訊息來源。他提供了大量這方面的情報。
當格雷克的助手是英國情報部門的間諜的訊息傳出後，格雷克認識到波恩當局十之八九也在著手準備收拾他，藉此把所有反對親美政策的人打成共產黨間諜，把他們搞臭。事不宜遲。我o］立即通知格雷克逃到東柏林。一直是保守分子的格雷克萬萬沒有想到會有這種結局。不過當時我們話說得很直率，他別無選擇。如果阿登納決定拿他開刀，殺一儆百的話，他在西德也不可能保持社會知名人士的地位。
我們安排他在東柏林舉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露面。格雷克解釋說，他是出於愛國才與我們保持聯絡。我國領導人對這次宣傳上的勝利沾沾自喜，甚至可以說有點得意忘形。從此他們胃口大開，只追求要人叛逃的一時轟動效果，根本不考慮一個沒有暴露的優秀間諜勝過10多個棄暗投明的間諜這一點。以前我有一個人，化名蒂姆，真名叫施密特&iddot;維特馬克。他是基督教民主聯盟的議員，負責歐洲安全問題的委員會成員兼基民盟青年分部防務委員會的主席。由於他的地位，他成了工業界鉅子們的紅人，未來基民盟主席的人選。1954年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