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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於日本的經濟，受到全球經濟蕭條的影響，民生不安，特別是中國人民對於日貨的抵制（中國是日本產品最大的消費市場），日本政府也束手無策。因此當時日本輿論的傾向是，再增加對中國的壓力，一方面擴大對於華北資源的掠奪，一方面強迫中國政府取締民間對於日本經貿的抵制。

而蘇聯的史達林，則是非常穩健掌握住中、日、蘇之間的矛盾關係，在西安事變中，史達林對於確保蔣介石的安全，幾乎施盡全力；接著在一九三七年四月，莫斯科正式向南京提議，將提供國民政府五千萬美元的信用借款，以供應中國所需的軍火，這種直接把軍火交給反共的蔣介石，以增加其中央軍作戰能力的做法，也只有史達林才會做得出來。中國與蘇聯也在加緊談判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中蘇的結盟與親近，是蔣介石為了抗日而做出無可奈何的選擇，因為當時的中國，無力單獨抵抗日本的侵略，在國際社會中，又沒有國家敢過問中日之間的戰爭危機。蔣介石認為，既然日蘇的矛盾已經接近戰爭邊緣，那麼中國可以冒險的接受蘇聯&ldo;魔鬼&rdo;（應是當之無愧）的援助，在必要時甚至可以拉蘇聯下水。

192　劍拔弩張的華北局勢

在日本而言，中蘇之間的關係改善，已經開始威脅到日本&ldo;反共抗蘇&rdo;的基本對外國策了。於是日本少壯派的軍官團體，開始要求日本政府立刻與明確的理清對華政策，必要時動用武力來取得中國的華北，軍人出身的首相林銑十郎，既無法解決經濟蕭條的問題，又不能協調軍方對中國政策的爭辨，所以在一九三七年六月請辭，由充滿忠君愛國思想的近衛文末公爵出任首相，但近衛對於軍人的駕馭能力極低。

正當日本政府的高層在爭論，如何對付出現與蘇聯團結的中國政府之時，日本的關東軍、朝鮮軍與華北駐屯軍的將校們，卻早已經等待不耐煩了，他們乾脆決定，由自己先進行各種軍事演習的準備，必要時自己動手。關東軍將機械化的部隊調往長城關口，並且經常進行以鐵路緊急運送部隊與重灌備的演習，日本的朝鮮軍也在進行調動日軍部隊，進行如何能夠越過鴨綠江與渤海，以進入中國作戰的演習。

而在華北的日本駐屯軍，自從調升其地位與臺灣軍平等地位之後，增加了一個混成旅團的部隊，駐軍總人數比辛丑和約所允許的兵力增加了三倍，而且在一九年的豐臺事件中，日軍硬搶佔了北平南郊的交通戰略要地豐臺，設立軍營（這些都是違反辛丑和約的做法）。這樣日軍在華北，早已完成了對北平的三面包圍，北平對外的聯絡交通線，只剩下西南的宛平與盧溝橋一線了，就這樣，日本在豐臺的駐軍，還不斷的演習如何發動攻擊，以一舉截斷北平對外最後的交通線。

早在兩年多前，蔣介石就把華北的冀、察兩省，交給二十九軍將領宋哲元等人，全權的運作，主要的目的就是在設立緩衝區而與以日本週旋；而逐漸地，宋哲元對於南京是採取&ldo;七分合作、三分不合作&rdo;的立場。宋哲元在冀、察的運作，一方面設法敷衍日本人的壓力，對日本做出不少的讓步，讓日軍隨時可以在河北公然演習，日本商社開始到處投資發展，漢奸團體也就日益增加的發展之中。

宋哲元一方面也為二十九軍的自己人擴大勢力，到了最後，冀察平津所有的地方首長職務，已經完全地落在二十九軍的手裡，這種軍政不分的結果，是二十九軍的作戰能力開始降低了。宋哲元明知以日本人節節進逼的做法，至少在華北雙方最後難免一戰，但是他卻沒有利用充裕的時間與資源，充實與精訓軍隊，反而讓二十九軍的上層領導人分心，花更多的時間與精神去擔任地方行政長官，最為不幸的是，宋哲元更沒有預先擬定與日軍決戰的全面戰略部署計劃。

到了西安事變之後，蔣介石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