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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宋哲元雖然幾次在日本的壓力下，走向與國民政府分裂的邊緣，但是每次在最後關頭都能出現轉機，而讓日本人要華北分裂自治的的計劃落空。宋哲元有時利用南京的立場作為擋箭牌（這時的南京政府，已經有了中央政府的架構與氣勢，講話自然有影響力了），否則乾脆以養病請假，讓日本找不到交涉的物件。當然二十九軍部屬的鼎力支援抗日，以及平津的民意團結堅定認同國家，都增加宋哲元應付日本壓力的能耐。
宋哲元在政治的大原則上，能夠守住底線，不做日本的傀儡，卻不得不在經濟與行政上，經常要對日本的勒索與壓力讓步。日本在河北，透過所謂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大搞各種走私的活動，以破壞華北最為重要的海關稅收，日本甚至公然支援有組織的販毒活動，以此增加顛覆中國的經費，與控制漢奸活動的手段。日軍在河北平津一帶，更是肆無忌憚地經常舉行軍事演習，公然挑釁二十九軍。
單在一九三六年七月，日軍在華北就爆發了兩次武裝衝突，豐臺事件以及大沽事件，對中國在華北的主權造成極大的傷害。但是宋哲元採取息事寧人的退讓態度，拱手將戰略要地豐臺，讓給日本駐屯軍[1]。宋哲元在日本的壓力下，也聘請日本顧問參與行政決策，招納了惡名昭彰的漢奸政客，成為冀察政務委員會的官員，一時之間，河北已經有著日本橫行的危機了。
宋哲元對於這些侵害中國主權的活動，只有閉半隻眼、避重就輕加以處理，事實上與當初張學良在東北的對日政策，也所差無幾。日本除了對華北進行軍事與政治的部署與侵略之外，更是著重經濟利益的控制，宋哲元對於日本要求在冀察境內進行各種鐵路、港口的建設，以及礦產工業的開發，也做出許多的讓步，日本多家&ldo;株式會社&rdo;開始出現在華北各地。
日本又公然干涉河北與察哈爾的行政組織與人事任用，宋哲元也只能妥協。日方因而認為，雖然一時之間還不能讓華北完全的脫離中國，但是日本的影響力，已經從各個方向，大幅的提升，華北已經接近日本在九一八事變以前之東北的形勢了：日軍可以公然的演習、漢奸可以隨意在政府中出入任職、日商擁有各種剝削劫掠的特權。此時華北在政治上雖然沒有易手，但整個運作已經由日本在幕後遙控了。
從東京與南京之間全面的外交交涉，以及中、日雙方在華北為主權問題的直接交手看來，中、日局勢發展到了這個地步，兩國距離最後關頭的全麵攤牌，事實上已經不遠。一九三六年底的百靈廟之戰，以及緊接的西安事變發生後，日本更清楚地發現，中國已經不再是一個分裂、內戰不息的烏合之眾了，中國開始有了勵精圖治的中央政府，假如日本還要對她步步進逼，那麼中、日雙方最後必然要走上決裂的地步。而之後的七七事變所以會成為中日全面戰爭的起點，只是反映了日本決定要與中國提前攤牌的一個藉口而已。
164 百靈廟之戰
日本的華北自主方案，是準備把長城以北的地方，劃給日本操縱的蒙古國，這個計劃是由關東軍負責推動。自從蒙古部族的德王，甘願成為日本所操縱的傀儡之後，關東軍當然是全力支援與裝備德王的部署，幫忙他擴大偽蒙的版圖，並計劃由察哈爾入侵綏遠。德王在得到日本的軍事援助之後，開始動用兵力，侵入綏遠，目標是先截斷平綏鐵路，然後指向國民政府在百靈廟所設的內蒙政治中心。一九三六年十月，德王的部隊開始進入綏遠境內，眼看中國的領土又要進一步受到日本的侵略與佔領了。
由於關東軍對於自己所訓練的德王部隊，信心十足，因此以為只需提供日本空軍與後勤支援，德王的部隊應該可以非常順利地攻佔綏遠。關東軍對於德王率部入侵綏遠的軍事行動，還特別發表日本對於內蒙戰事不干涉的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