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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日本念茲在茲的「敵人」蘇聯，原是日本皇軍創始者山縣有朋一再擔心的皇軍「終極決戰者」，日軍參謀本部更是將蘇聯當成建軍備戰的假想敵，但是在史達林一再展現硬碰硬的作風之下，日軍竟然不敢冒然的對蘇聯採取斷然的行動，甚至不敢利用德蘇戰爭初期，蘇聯紅軍全面大敗的歷史良機，對蘇聯作戰，反而選擇中國與美國進行作戰，原因之一就是中國與美國，都希望能夠以和談與退讓的方式，換取避免爆發戰爭的機會，結果反而被日本誤解為示弱，最後彼此之間的戰爭反而不能避免。

九一八事變對於中日兩國政府而言，多少算是事出突然的意外，當時的中國與日本政府，對於關東軍的謀畫，全都應對失誤，加上史達林手法的高超，故意因勢利導的擴大中日衝突，才會造成這個事件成為中日歷史決戰悲劇的起源，中國的不抵抗政策，剛好給關東軍的冒險出擊，提供一個致命的誘惑，日本政府模糊軟弱的不擴大方針，更讓關東軍敢於突破政府的約束。

若以戰力而論，日本若是在正確的戰略指導下，全力的投入作戰，日本是可以在戰場上擊敗中國的，但是日本始終沒有進行這樣全力一擲的總攻擊，日本一再的認為中國即將崩潰與投降，結果讓中國竟然能夠撐到最後一刻，而終於拖垮日本。

假如當時中國在東北佈置了全面的就地反擊準備，日本政府又能斷然的處置關東軍抗命的行為，那麼九一八事變，就會產生完全不同的結果了。當然，假如史達林拿出行動的決心，堅決的要保護蘇聯在北滿的利益，日本政府勢必只有對關東軍的行動，做出斷然的處置，那麼關東軍也就沒有辦法在日後，逐步將日本捲入戰爭漩渦的機會。

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泡製了滿洲國，擴大對中國領土與主權的侵略，這個侵略，刺激了中國的民族主義復興，中國開始凝聚力量，準備抗日，而由七七盧溝橋事變引爆中日全面的戰爭，可以說是有些意外與突然，對於中國而言，被迫在一九三七年抗日，實在是早了三年以上，但是當時局勢變化到，連蔣介石也壓不住要求決戰的民意壓力，日本軍方的擴大派，更是以為這是徹底解決中國問題的歷史良機，結果成為日本無法結束中國事變的夢魘。

若以戰力而論，日本若是在正確的戰略指導下，全力的投入作戰，日本是可以在戰場上擊敗中國的，但是日本始終沒有進行這樣全力一擲的總攻擊，日本一再的認為中國即將崩潰與投降，結果讓中國竟然能夠撐到最後一刻，而終於拖垮日本。在這場戰爭中，中國所做的犧牲與付出，無論在生命、財產與時間上，都超過任何一個反法西斯作戰的國家，事實上，任何一個國家若是處在中國當時的失利狀況，早就放棄抵抗而投降了，（比比看法國、荷蘭、比利時等歐洲先進國家面對德國侵略的表現）但是中國就是在面對山窮水盡之時，仍然想盡辦法的支撐下去，絕不向日本屈服，因而分散了日本的國力與軍力，為盟國的勝利，奠定了戰略結構上的基礎。

而在整個中日戰爭之中，最難令人接受的事實是，日本軍隊經常所展現出來那種毫無軍紀的燒殺擄掠的行為，由於日軍在中國境內，對於戰俘與平民的這種普遍性暴行，使得日軍在不少的時候，更像盜匪劫掠而不是軍隊作戰，有些特例（如南京大屠殺等等），顯示出日軍的行為更是像禽獸，所以中國所忍受的戰爭傷害，要比其它的國家與人民所遭到的二次世界大戰狀況，還要嚴重許多。中日之間不只是戰爭，根本就是對中國的浩劫。

就中日之間的戰略而言，日本表現最差的是，在漫長的八年全面戰爭中，日本政府明知一天不能解決中國事變，日本就一天不能脫困，結果是，日本決定「戰」，又不能徹底動員而在中國的戰場上求勝，日本決定「和」，又斤斤計較於所獲取的小利，最後日本是費盡心機，無論是和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