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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o;左&rdo;傾冒險主義者先實行軍事冒險主義，提出&ldo;禦敵於國門之外&rdo;的錯誤方針，令紅軍攻打有國民黨重兵把守的黎川以北硝石、資溪橋等屢戰不克，被迫後撤。從10月23日起，彭德懷、滕代遠在3天內連續3次向中革軍委提出建議，要求改變反&ldo;圍剿&rdo;戰略方針。認為：在敵人大舉集中，並利用堡壘掩護謹慎穩進的情況下，紅軍應充實和集中主力，離開敵人堡壘地帶，在戰略上向東北之金溪、貴溪、東鄉、景德鎮一帶挺進，建立東北作戰區，進而威脅江蘇、浙江、安徽等敵人心臟地區，調動敵主力部隊北進而離開中央蘇區。同時提出：要使群眾瞭解戰爭的意義，廣泛動員起來配合紅軍。但是，中革軍委領導人認為彭、滕的意見肯定&ldo;目前是不能實行的&rdo;，拒絕採納這些建議。
1934年1月15日，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在江西瑞金召開，會議透過了《目前的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等，全會推選博古、王明、張聞天、周恩來、項英、陳雲、王稼祥、張國燾、朱德、任弼時、康生、毛澤東12人為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由博古負總責。會議對革命形勢的發展做了完全錯誤的&ldo;左&rdo;的估計，過分地誇大了當時國民黨統治的危機和革命力量的發展；繼續誇大中國革命的&ldo;社會主義成分&rdo;的意義，繼續發展了宗派主義的過火鬥爭的打擊政策，並對黨中央的領導機構進行了宗派主義的改造。在軍事上仍強調&ldo;進攻路線&rdo;，同時接受了李德&ldo;短促突擊&rdo;的戰術。
2月7日，紅軍第一次全國政治工作會議在瑞金召開。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致開幕詞，並作《目前形勢與政治工作任務》的報告，李卓然代表紅一方面軍，介紹戰時政治工作經驗。周恩來作了《一切政治工作為著前線上的勝利》的報告，指出：一切政治工作，要服從整個作戰計劃，要為著前線的勝利。他說：&ldo;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你們是領導者，每一次戰鬥的勝利離不開你們，離不開政治工作。&rdo;
國民黨反動統治者在加緊圍剿紅軍的同時，更加殘酷地鎮壓抗日的群眾運動。自1933年7月到1934年7月的一年中，特務團逮捕和槍殺共產黨員就達4500多人。北京學生因公葬革命先烈李大釗而先後被捕千餘人，光在北平監獄內被國民黨特務殺害的共產黨人和革命青年就達500餘人。
△吉鴻昌
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仍大力推行抗日主張，組織了以共產黨員吉鴻昌、抗日將軍馮玉祥、方振武為首的察綏抗日同盟軍。同盟軍很快由幾千人擴大到十餘萬人，把日偽軍完全驅逐出察哈爾省境。正當同盟軍進軍多倫時，蔣介石令其部圍攻同盟軍，馮玉樣被迫離職。同盟軍在吉鴻昌的領導下，仍堅持抗日。此時，蔣介石反動集團竟和日寇商妥聯合&ldo;圍剿&rdo;抗日同盟軍。日寇在北面，國民黨軍隊在東、南、西三面進行包圍，並有日本飛機輪流轟炸。這支抗日隊伍終因彈盡糧絕而失敗了。同盟軍中抗日最堅決的民族英雄吉鴻昌，英勇犧牲在蔣介石賣國集團的屠刀下。
1934年7月，中共中央派方誌敏、尋淮洲率部擔任抗日先遣隊北上抗日，經閩人浙向北進發。
△長徵
中央蘇區在第五次反&ldo;圍剿&rdo;中，由於博古等領導人實行&ldo;左&rdo;傾冒險主義的戰略指導方針，致使中央紅軍屢戰失利，蘇區日益縮小，形勢日益嚴重。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從瑞金出發，率領中央紅軍主力及中央、軍委機關和直屬部隊共86000餘人，開始長徵。只留下陳毅、鄧子恢、張鼎丞、粟裕等率16000餘人堅持遊擊戰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