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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興的密信以及日本國的照會，同時擺在了大宋中書省，王鈺的公案上。在得知事情的詳細經過後，王鈺連夜召集尚同良以及中書省各屬官商議對策。最後一致同意，此事屬於突發事件，責任在日本水師，而非大宋商隊。駁回日本要求賠款的請求，並上奏趙桓正式發出國書，警告日本朝廷，約束水師及海賊，不得再侵擾大宋商船。
此事引發的另一個後果，就是經王鈺上奏，趙桓親自批准。今後但凡海商出海，達到一定規模的前提下，經過當地官府的稽核，由水師記錄在冊的情況下，允許海商自行招募一定數量的敢戰之士，對船隊提供武力保護。實質是，這種由海商出面組織武裝力量的方式，與團練無異。也是大宋水師尚未形成正式戰鬥力地權宜之計。
王鈺希望。經過此次九州港事件後，日本國嚐到厲害，能夠在海上有所收斂。以確保大宋海上貿易，持續繁榮。大宋靖康三年，占城（今印度一部），真臘（今柬埔寨），三佛齊（今馬來西亞），吉蘭丹（今馬來西亞）四國。派遣使臣攜國書以及豐厚禮品朝見大宋皇帝，請求與大宋通商。
皇帝遣左僕射蔡京給予接待，並在禁宮保和殿召見四國使臣，賜予絲綢，瓷器等物，對各國通商的請求。給予批准。並同時答應，允許此四國派遣官員，學者，僧侶入大宋求學。
從此，在朝廷政策的支援下，大宋海上貿易迅猛發展。大宋海商的船隊，遍佈南洋，足跡到達今歐亞各州的三十餘個國家。而大宋初期設立管理海上貿易的機構，市舶司，因為堅持“不以為利”的原則。海外貿易並未對大宋經濟形成較大的影響。王鈺變法之後，設海事院。統一管理海外貿易，並對海商徵以一定數量地稅款。治平年間。海稅只有六十三萬貫，到靖康三年，猛增至兩百萬貫，佔全國財政總收入的百分之四，並有繼續上揚的趨勢。
在泉州，登州等地，資產數百萬貫的商人甚多，數十萬者。比比皆是。而出海口附近城市，各種手工作坊如雨後春筍。生產各種海外貿易所需商品。小的作坊僱傭工數人，十數人，大的作坊達到數十上百人。這些僱傭工，原本都是附近農民，因為海外貿易發展，棄農從工。因為朝廷律法地不健全，對這種手工作坊並未徵稅，所以在作坊工作，並種地收益要多出十餘倍。到了靖康三年，泉州，登州附近五六個府，農民大舉湧入城市，造成了“千里空地無人種，城郭只聞機簇聲”的奇怪景象。
各府官員，紛紛向朝廷上奏此事。有鑑於此，趙桓命中書省拿出應對之策。王鈺與尚同良，吳用及中書省眾官商議之後，決定對新工商法作出補充，按規模，對手工作坊徵稅。但注意賦稅的比例，起初定為十五稅一，但考慮到手工作坊剛剛興起，不宜打壓過甚，後定為二十稅一。只此一項，朝廷每年在山東，以及東南各府就可增收兩百五十萬貫。這筆錢，王鈺本來打算用來擴建水師，以使大宋水師儘快形成戰鬥力，以避免海商私人武裝力量過大。
但趙桓卻下旨，將這筆錢用於就地採辦“花石綱”，運送至京城。當初趙退位時，曾下《罪己詔》，在詔書中，承認自己興辦“花石綱”的過錯。現在大宋局面剛剛穩定一些，趙桓這位年輕的皇帝，似乎已經忘了幾年前大宋風雨飄搖，岌岌可危的景象。大肆擴建皇宮，並從海外諸國購買奇珍異寶，窮奢極欲。與他父皇不同的是，趙喜好丹青，書法，奇花異石，在王鈺眼裡，總算還是一個有藝術追求的皇帝。
而趙桓此人，生得唇紅齒白，俊俏不凡，天生缺少陽剛之氣。但卻嗜色如命，他的後宮之中，有正宮皇后朱氏，是他當太子時，趙作主的“政治婚姻”。他自己即皇帝位後，連立幾個嬪妃，並非常寵幸昭容嚴。時常放下朝政，在後宮之中與嚴恪纏綿。朝中大臣對此頗有微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