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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的這種抑商政策雖然增加了國家的收入，但嚴重打擊了商人的經商積極性，使當時的商業發展受到了嚴重阻礙。在武帝時期，還有其它的抑商措施，如商人不能坐車，不能穿絲綢衣服，不能攜帶武器，他的後代也不能做官。這種歧視商人的思想影響了後來的朝代。
武帝在他即位後的20年裡整理幣制，將貨幣的鑄造和發行，直接控制起來;廢銷各種雜劣銅錢，統一推行&ldo;五銖錢&rdo;。 上述經濟政策的實行，充裕了漢王朝的財政。
此外，武帝還注意興修水利，先後修了引謂入河，引汾入河，引斜入渭等渠道，這樣既可通航，又可灌溉田地。還下令治理黃河，移民屯邊，行&ldo;代田法&rdo;。
武帝個人評說
史家對武帝的評價各不相同，是因為他不僅是一個雄才大略、卓具眼光的君主，而且是一個知過而改，虛懷納諫，任人以賢的明主，其宏謀遠慮為此後直到清皇朝兩千年間的中國君主法憲制度提供了一整套相當穩定而成熟的模型和正規化。但同時作為一個個體，他能文善賦，風流倜儻，好色、驕傲、虛榮、自私、奢侈享受，又有著普通人性中的弱點，因而也犯過一些錯誤，比如他愛民如子，同時卻又殺人如麻。
與武帝同在一個時代的司馬遷在《史記》中將其描述成一個奢侈、易被方士所欺騙的君王。東漢時的班固則糾正其偏頗的一面，讚揚漢武道：&ldo;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諮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rdo;
班固對漢武帝的雄材偉略基本給以肯定。但清朝趙翼《廿二史札記》則指出其仍有偏頗：&ldo;專贊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則不置一詞。仰思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rdo;。
宋朝的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評論漢武帝，說：&ldo;孝武帝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資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愛忠直之言卻惡人欺蔽。好貴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rdo;
武帝的功績前面已經詳細敘述過，而史家對武帝的詬病主要在於他的奢侈和對外的連年徵戰。比如他和秦始皇一樣也喜歡巡遊，而且次數也有十幾次之多，公元前110年那次巡遊里程達到了一萬八千里：從長安出發，先到北面閱兵，再南下到了中嶽嵩山，然後向東巡遊海邊，接著到泰山封禪，又沿海岸往北到了碣石(現在的河北昌黎)，此後向西經過九原(現在內蒙古包頭)再回到長安。這次巡遊里程和花費都超過了秦始皇。而他的對外徵戰也耗費了巨大的人力物力。
不過，武帝對自己的所為是有著清醒的認識的。他晚年曾對衛青說：
&ldo;漢家諸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事。&rdo;他認為他所從事的&ldo;內興功利，外事四夷&rdo;政策，都是出於創立制度、為後世留下樣板和國家安全的考慮。他承認自己的政策會擾民(勞民);他並不希望他的後代效法他的擾民政治，他告誡後代必須警惕而避免重蹈秦朝速亡的覆轍。
武帝向道，也修道。《漢武內傳》中有記載他即位後，特別喜好神仙之道，經常到名山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