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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此，屬於古典文化的歐幾裡得式的心靈只能體驗到其在古典型別的偶然性的形式中的生存，因為這生存必定會出現在前景中。如果就西方心靈而言，我們能把偶然性看作是一種次要的命運，那麼，就古典心靈而言，則恰恰相反。命運即是力大無邊的偶然之物‐‐這恰恰是阿南克（ananke）、海瑪門尼（heiarne）、法圖謨（fatu）的意義所在。由於古典心靈並不真正地依靠歷史而生活，因此它對命運的邏輯並不具有真正的感覺。我們不要受這些詞的誤導。希臘化時期最流行的女神就是提刻（tyche），希臘人實際上無法將她與阿南克區分開。但是，偶然和命運被我們感覺像是全然對立的一種緊張關係，我們覺得我們的生存中所有根本的東西都依賴於這一對立的結果。我們的歷史就是偉大的聯絡的歷史，古典的歷史‐‐亦即它的充分的現實性，而不僅僅是我們在歷史學家（例如希羅多德）那裡所獲得的它的意象‐‐則是逸聞的歷史，是一系列具有可塑性的細節的歷史。一般的古典生命的型別及其內部的每一個體生命的型別，都是逸聞的‐‐在這個詞完全嚴格的意義上說的。事件的可為感官感知的方面濃縮在反歷史的、魔鬼般的、荒謬的種種偶然之上；它是對事變的整個邏輯的否定和否認。古典的人物悲劇的故事一概耗盡於那些嘲弄世界之意義的偶然性之上；它們所包含的意思正好是ει&u;αρ&u;ευη（接納、分配）這個詞所指涉的涵義，與莎士比亞的偶然性的邏輯正好相反。再看一下俄狄浦斯的故事：發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整個地是外在的，既不是由屬於他自己的任何主觀性的東西所引發的，也不是那些東西所決定的，這些事情完全也可以發生在別的任何人身上。這正是古典神話的形式。與之相比，寄存於奧塞羅、唐吉訶德、維特這些人的命運中的則是必然性‐‐那是這些人的整個生存以及這種生存與時間的關系所固有的，且是由這種生存和這種關系所支配的。正如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的，這正是情境悲劇與性格悲劇的區別所在。而且，這一對立在歷史之中重複著‐‐西方的每個時代都有其性格，古典的每個時代只表現為一種境遇。歌德的一生是充滿了宿命的邏輯一生，愷撒的一生是充滿了神秘的偶然性的一生，把邏輯引入到那裡面是莎士比亞所幹的事。拿破崙是一個悲劇性格，阿爾西比亞德則是悲劇境遇的犧牲品。占星學，在從哥特時期到巴羅克時期西方心靈認識它的時候所具有的形式中‐‐甚至在否定它的時候，也受它的支配‐‐是想要主宰一個人的整個未來的生命歷程的；浮士德式的天宮圖（horospe），其最有名的範例可能就是克卜勒為華倫斯坦繪製的那一幅，是以假定生存中有一個穩固的、有目的但還未實現的方向為前提的。但是，古典的神諭總是針對個別的情形提供建議，它是沒有意義的偶然事件和時刻的真正象徵；它承認由點所構成的、不連續的東西是世界程序的要素，因此祭司的話語整個地是恰當的，因為在雅典那是作為歷史被寫下和被體驗的。有哪一個希臘人懷有歷史向這樣或那樣或任何目標演進的觀點嗎？而我們‐‐如果我們不具有這樣的觀念，我們能夠反思歷史或創造歷史嗎？如果我們按照時代的對應把忒密斯多克利之後的雅典的命運和路易十四之後法國的命運加以比較，我們必定會覺得歷史情感的型別和這一情感之實現的型別常常是同一的。在法國，徹底地是邏輯的；在雅典，則是非邏輯的。
現在可以理解這一重要的事實的終極意義了。歷史是一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