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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因果律與時間沒有任何瓜葛。對於今天的世界來說，那些被稱作康德主義者的人，其實並不知道他們何以成了康德主義者，這看起來像是一個太露骨的悖論。不過，西方物理學的每一個公式總是把&ldo;如何&rdo;和&ldo;多久&rdo;當作本質上不同的東西來揭示。一當某個問題有了歸宿，因果律就會把答案嚴格地侷限在&ldo;某個東西發生了&rdo;這樣的陳述上，而不關心它是何時發生的。&ldo;結果&rdo;必須是與&ldo;原因&rdo;有關的必然性。它們之間的距離屬於不同的層面，那距離就存在於認識活動（這是生命的一個要素）本身的行為中，而不在於事物或被認識的事物之中。它具有可以克服方向性的廣延物的本質，具有與時間相牴觸的空間的本質，不過，時間和方向性作為更基礎的東西，要先於空間和廣延，且是空間和廣延的基礎。命運訴諸的是同樣的程式；我們一開始具有的是命運的觀念，只是到後來，當我們的醒覺意識恐懼地看著某個魔力將施於感官世界，並將克服那不可逃避的死亡之時，我們才把因果律看作是一種反宿命（anti-fate），我們才用它去創造另一個世界，以保護我們，安慰我們。當因果之網逐漸地擴充套件到可見的表面時，就會形成一個具有說服力的無有時間的綿延的圖象‐‐本質上，那就是存在，但卻是充滿了由純粹思想的力量所賦予的種種屬性的存在。這一傾向乃是一種認識的基礎，所有成熟的文化對這種認識都很清楚，這認識就是：&ldo;知識即是力量&rdo;，那所謂的力量即是勝過命運的力量。抽象的學者、自然科學的研究者、用體系進行思維的思考者，他們的整個理智的生存都是基於因果原則，他們乃是對不可理喻的命運之力量的一種無意識的厭惡的&ldo;晚期&rdo;表徵。&ldo;純粹理性&rdo;否認自身以外的所有可能性。在此，嚴謹的思想和偉大的藝術處於永久的衝突之中。一方總想原地踏步，另一方總想不斷前行。像康德這樣的一個人必定總是覺得自己要高於貝多芬這樣的人，就如同成人總覺得自己要高於孩子一樣，但這並不能阻止貝多芬之流把&ldo;純粹理性批判&rdo;視作是可憐又可鄙的哲學。目的論（teleology）是科學裡面愚蠢之極的胡言，它想機械地處理科學知識的活生生的內涵（因為知識意味著某個人想要去認識，儘管思維的實體可能是&ldo;自然&rdo;，可思維的行動卻是歷史），想這樣把生命本身處理成一種顛倒的因果律，這種企圖是一種錯誤的導向。目的論是對命運觀唸的一種戲謔，它把但丁的天命轉變為學者的目標。它是達爾文主義和唯物主義的歷史概念最深刻也最有特色的傾向，前者是所有文明中最抽象的文明的大都市人的理智的產物，後者的歷史概念產生的根源和達爾文主義相同，並且和達爾文主義一樣，它也殺死了一切有機的和命定的東西。因此，因果律的形態學要素即是一個原則，命運的形態學要素則是一種觀念，一種不能被&ldo;認知&rdo;、被描述和被界定，而只能被感受和內在地生活於其中的觀念。這一觀念是這樣一種東西，它或者整個地目空一切，或者‐‐就像春天的人和各個季節後期每個真正有感觸的人一樣，如信徒、戀人、藝術家、詩人‐‐整個地確信無疑。
因此，我們應當把命運看作是原初現象真正的生存模式，在那裡，活生生的生成觀念直接地向直觀的內視開啟了自身。故而，命運觀念統攝著歷史的整個世界圖象，而因果律則是物件的生存模式，它從感覺世界中標記出一組清晰地區分的和清晰地界定的事物、屬性和關係，因此，它是作為知性的形式統攝著自然世界，遍佈於自然世界，後者乃是知性的一個&ldo;他者&rd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