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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純粹只重廣泛的效果，而排除偉大的藝術和形上學的生產的世紀，便是一個沒落的時代。‐‐讓我們坦白地說，這也是一個非宗教的時代，正與世界城市的觀念相符合。確實如此。但並不是我們選擇了這一時代。我們生在盛期文明的初冬，而不是成熟的文化的黃金巔峰，不是生在一個菲狄亞斯或莫扎特（ozart）的時代，這是無可奈何的事。一切都有賴於我們如何清晰地看清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命運；有賴於我們認識到，即便我們欺騙自己裝作視而不見，我們也無可逃避。那在內心裡不承認這一點的人，就不能算是他的時代的人，就只是一個頭腦簡單的人，一個大言不慚的人，或者一個書呆子。
因此，在研究當前的某個問題時，首先應當問一問自己‐‐真正的行家對於這個問題事先早就本能地回答過了‐‐今天什麼是可能的，什麼是他應當禁止自己去做的。只有極少數的形上學的問題‐‐不妨說‐‐是需要任何思想的時代去解決的。即便如此，尼采的時代和我們的時代就屬於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在尼采的時代，浪漫主義的流風遺韻尚未成絕響，而在我們的時代，它很快就灰飛煙滅，不留一絲痕跡。
體系化的哲學終結於18世紀末。康德把它的可能性推到了最高峰，不但是形式本身的恢弘，而且照例是西方的心靈，都推展到了極限。在他之後，如同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之後一樣，出現了一種特殊的世界都市市民的哲學，它不是思辨的，而是實踐的、非宗教的、社會-倫理的。這種哲學‐‐相當於中國文明中楊朱（yang-chu）的&ldo;伊壁鳩魯主義&rdo;、墨翟（o-ti）的&ldo;社會主義&rdo;、莊周（chuang-ts&uul;）的&ldo;厭世主義&rdo;、孟子（nci）的&ldo;實證主義&rdo;，以及古典時期的犬儒學派、昔勒尼學派、斯多葛學派和伊壁鳩魯學派‐‐在西方開始於叔本華，他是第一個把生命意志（&ldo;創造性的生命力&rdo;）當作他的思想的重心的哲學家，儘管由於他在一種偉大傳統的影響下，堅持區分現象與物自體之類的東西的陳詞濫調，而使得他的學說的傾向變得模糊難辨。同樣還是這種創造性的生命意志，在《特里斯坦》中被叔本華式地否定了，在《西格弗裡德》（siegfried）中又被達爾文式地肯定了；在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中，被輝煌地和戲劇性地闡述出來了；在黑格爾派的馬克思那裡，則引出了一個經濟學假設，在馬爾薩斯派的達爾文那裡，引出了一個生物學的假設，兩者都巧妙地改變了西方大都市的世界觀；在黑貝爾的《朱迪絲》（judith）和易卜生的《收場白》（epilogue）中，又產生了一系列同源的悲劇概念。因此，它包括了一種真正哲學的全部可能性‐‐同時它也耗盡了這一切的可能性。
可見，體系化的哲學距我們已遙不可及，倫理哲學也已行將朽木。但是，對於當今西方的心靈世界來說，還存在第三種可能性，它對應於古典的懷疑主義，這是可以用迄今為止還不為人所知的歷史形態學的方法去加以理解的。那所謂的可能性即是一種必然性。古典的懷疑主義是非歷史的，它透過直截了當的否定來懷疑。但是，西方的懷疑主義，如果說是一種內在的必然性，是我們的精神的秋天的象徵，那就應當徹底地是歷史的。它的解決方法是把一切事物都看作是相對的，看作是一種歷史現象，而它的解決程式是心理的。懷疑論哲學在希臘主義的內部的興起乃是對哲學的否定‐‐它聲稱哲學沒有目的‐‐相反，我們認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