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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沒落，乍看起來，就像相應的古典文化的沒落一樣，乃是限於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中的現象；可現在，在理解了它全部的重要性之後，我們認為，它還是一個哲學問題，它本身就包含了有關存在（beg）的每一重大問題。
因此，如果我們想要發現西方文化的命運將以何種形式來完成，我們首先就應當弄清楚：文化是什麼？它與可見的歷史、生命、心靈、自然及心智之間有何種關係？它的表現形式是什麼？這些形式‐‐民族、語言和劃時代、戰爭和觀念、國家和神、藝術和工藝品、科學、法律、經濟型別和世界觀、偉大的人物和重大的事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當作象徵來接受和看待？
二
用來指認死形式的方法是數學定律（atheatical law），而用來理解活生生的形式的方法是類比（analogy）。藉助這些方法，我們便能區分世界上的極性（polarity）和週期性（periodicity）。
一直以來，一個知識上的問題是，世界歷史的表現形式在數量上是有限的；紀元、劃時代、情境、人物等一再依照其型別重複出現。人們在討論拿破崙（napoleon）時很少不旁及愷撒（cæsar）和亞歷山大（alexander）‐‐我們將看到，從形態學的角度說，在這兩個類比中，第一個很難被接受，第二個則是正確的‐‐而拿破崙本人則認為自己的處境和查理曼（插rleagne）的處境相類似。法國&ldo;革命會議&rdo;（revotionary nvention）提到迦太基（cartha）時，常常指的是英格蘭；雅各賓黨人則自稱是羅馬人。其他的此類比較也具有不同程度的得當或不得當，其中包括：把佛羅倫斯比作雅典，把佛陀（buddha）比作基督，把原始基督教比作近代社會主義，把愷撒時代羅馬的財政巨頭比作美國佬等等。彼特拉克（petrarch）是最早的一個熱情的考古學家（考古學本身不就是歷史即重複的意思的一種表現嗎？），他在心理上覺得自己和西塞羅（cicero）有關係，而晚近的塞西爾&iddot;羅得斯（cecil rhodes）‐‐英屬南非的組織者‐‐在自己的藏書室裡就藏有關於愷撒們的古典傳記的特備譯本，他覺得自己很像哈德良皇帝（the eperor hadrian）。命定要遭毀滅的瑞典的查理十二（插rles Ⅻ）常常把昆圖斯&iddot;庫爾提烏斯（t curti）所著的亞歷山大的傳記隨身放在衣袋裡，其蓄意的用心無非是要去模仿那個征服者。
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在他的政論著作‐‐例如1738年的《沉思錄》（nsid-érations）‐‐中對類比法的運用可謂是爐火純青。他把法國人比作腓力（philip）統治下的馬其頓人，而把德國人比作希臘人。他說，&ldo;甚至現在，德意志的溫泉關（the theropylae），即阿爾薩斯（alsace）和洛林（lorrae），還在腓力的手裡&rdo;，這句話準確地寫出了紅衣主教夫勒裡（cardal fleury）的政策的特徵。我們發現，腓特烈大帝也把哈布斯堡（habsburg）王室與波旁（bourbon）王室的政策相提並論，並把安東尼（antony）和屋大維（octavi）的剝奪公權令（proscriptions）混為一談。
然而，所有這些類比都只是片斷性的和任意的，通常只會導致一種暫時的傾向，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