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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下、下官以為，水泥路應當用在更需要它的江南之地！”
“陛下，殿下，臣附議……”
“陛下，殿下，臣等附議。”
當朱由檢說要把水泥用在一京十一省的時候，大量江南官員坐不住了。
他們之中不止是浙黨人士，還有東林、齊王黨。
這些人一站出來，廟堂上瞬間就站出來了近四分之一的人，由此可見江南勢力有多大。
事關自己的名聲，以及是否能討好下面計程車紳，惠利自己的家鄉，容不得他們不站出來。
這種局面下，按道理來說一京十一省的官員都應該站出來反駁才對，但他們並沒有。
相反不等他們站出來，許多官員便也跟著站出來作揖道：
“殿下，最需要修路的實際上是湖廣、江西、山東……”
“下官附議，最需要修路的是湖廣、江西、山東等納糧大省。”
“湖廣、山東、江西，南直隸，北直隸，浙江……這可都是我朝賦稅大省，理應先滿足它們才對。”
湖廣、山東、江西等地的官員跳了出來，這麼一來，朝堂上站出來的人接近五分之二。
作為浙黨領頭羊的姚宗文雖然懼怕朱由檢，但面對此情此景，他還是忍不住說道：
“殿下，先不說別的，單單說賦稅。”
“去歲南直隸上繳田賦五百七十萬石，鹽茶酒等課稅和雜項合計四百二十餘萬兩，佔據我朝五分之一的賦稅。”
“再說浙江，去歲上繳田賦三百二十五萬石，鹽茶酒等課稅和雜項合計二百一十五萬兩。”
“再說江西，田賦四百零六萬石，各稅入銀二百二十九萬兩。”
“還有山東、湖廣、山東，山西，河南……”
“這一京七省，佔據我大明六成賦稅，其次才是舊港、遼東、陝西、廣東、福建、四川、河西、廣西、北直隸、雲南、貴州等一京十省。”
“至於朵甘和瀛洲、交趾三省，戶部暫時沒有統計。”
“由此可以看出，我朝若是興修省道，完全可以先修佔據賦稅六成的一京七省，以及國朝所在的北直隸。”
“至於災民，他們則是可以先對原先的官道修葺，等到朝廷先滿足了這兩京七省，再修建這十三省之地。”
姚宗文的話，如果單純經濟角度來說，那自然是先對兩京七省修建更好。
因為兩京七省的省道修建，可以讓地方賦稅的損耗降低。
這麼看來、朝廷減少了損耗，官員拿到了名聲，地方士紳和百姓享受了福利，似乎是一件一舉三得的好事。
然而朱由檢要修一京十一省的省道，不僅僅是為了這簡單的賑災，他的目的是要均貧富。
“單以賦稅來論，自然輕鬆……”
朱由檢沒有發火，而是心平氣和的對著跳出來的百官們說道：
“然而國朝要做的，不是以賦稅，貧富來論高低，而是要均貧富，實現天下大同！”
朱由檢站在了道德的制高點，因為他把“天下大同”搬出來了。
天下大同，這可是儒家宣揚“人人為公”的理想社會，也是古代儒生的基本思想底框。
“天下”是古人對世界的表達；“大同”出自《禮記》，指沒有差異、沒有戰爭，是“仁”的最終歸途。
可以說，早期的儒家，是第一個提出共產和均貧富思想的學派。
只是老子英雄好漢，兒孫蠅頭苟利。
現在的人把“天下大同”忘卻的一乾二淨，只知道盯著那一點蠅頭苟利，趴在朝廷背上吸血，弄得貧者越貧，富者越富。
朱由檢掃視著百官們，見暫時沒有人跳出來，他轉身對正在龍椅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