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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時舉對田賁和徐步長存了一分小心，是派系之爭的結果。
在南宋中後期，由儒學衍生出來的派系鬥爭極為激烈；朱熹和陸九淵之間嫌隙，更是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領袖人物都如此，更何況他們的追隨者。
當年朱熹來天台任職，與徐大受就交流過“理”的形而上與形而下的問題；徐大受幼時家貧，放過牛、砍過柴、受過苦，所以意志極為堅定，堅持本心，認定心即理，修心才是根本；但他也無法否認朱熹的“天理”論。
也就是在此時，潘時舉對朱學產生了興趣，在徵得啟蒙恩師徐大受的同意後，他再拜朱熹為師，學習朱學的理論思想。
當然，此舉也被不知內情的徐步長所不能理解，導致倆人的關係漸漸有所疏遠。
若不是因為裘始才，門戶不同的三人，也不可能會坐到一張茶几面前。
思索了一會，潘時舉才謹慎的說道：“蒲江高家是世家，根底深厚，高老太公六子，高載、高稼、高崇、高定子和魏了翁五人俱中進士，在朝在野互為應援，所以，高允績並不怕史相公為難。”
“再說了，高允績所言也是為國之言；既然朝庭已經承認‘慶元黨禁’是失措之舉，又賜我恩師諡號為‘文’，那麼起復因黨禁而被奪官的老臣也是應當。”
徐步長這時插言道：“高家勢大，便是史相公這般一手遮天的人物，也要退讓半步，這朝廷之亂可想而知！”
田賁和潘時舉對徐步長所言都默然；
倆人都知道魏了翁的族弟魏文翁與陸學對著幹，在陸氏之學風行之際，向四川提舉司諫議不以陸學觀點為開科取士的準則，從而教陸門弟子極為痛恨。
徐步長這句話，多少有些發洩對魏文翁不滿之意。
田賁見徐步長攻擊自己這一系，就尷尬的一笑，勸解道：“山長，其實在現今權相史氏把政的情況下，我等都應放棄各自學派之間的分歧，力助陛下恢復君權才是根本。”
徐步長不以為意地說道：“田兄，不釐清道義正統，去了一個史彌遠，還會再來一個秦彌遠或是蔡彌遠！”
潘時舉知道這位曾經的學兄性子犟，一旦心中有了疙瘩，很難解開；
便含混的說道：“大家雖各自派系不同，但究其理還是儒家之說，只是各有側重；待到將來，總會是殊歸同途---”
徐步長從鼻子裡輕哼了一聲，顯然並不認可這一說法。
因為自朱熹寫了《曹立之墓表》始，陸學與朱學就不再是分歧那麼簡單了；
說起來這位曹立之本來是陸九淵的高徒，後轉投朱熹；他不幸去世後，朱熹引用了他本人的一段話，隱晦地批評陸學追求頓悟是不正確的，讓陸門和朱門相互間生出矛盾；
朱熹其後又為陸學扣上“詖淫邪道”“空腹高心”“妄自尊大”“蔑棄禮法”等幾個大帽子，又加重了雙方的仇恨。
如果不是出現了“慶元黨禁”，朱陸兩門怕是不僅要在學術上進行口水戰，在政事上也會成為敵人。
但是“慶元黨禁”卻沒有讓儒學各門派，放棄對他者的批判；在被朝廷打壓之際，朱陸兩門以及葉適的永嘉學派的弟子們為維護師門，仍不遺餘力地相互攻擊。
潘時舉身為朱門的中堅，當然清楚這一點；所以，他對徐步長的態度並不感到奇怪。
現在，既然胡言已經不被他們認為是對手，這茶再喝下去便有些尷尬了。
所以，有一搭沒一搭的說了些閒話，在接近酉時時，各懷心思的三人便不約而同起身，想要告別了。
而兩裡之外的鄭家，胡言渾沒將田潘徐三人的謀劃當回事，他心中可是早有準備；
當初打臉了裘始才，他就知道會引來報復；這時代可是非常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