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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養浩所作的散曲《山坡羊》九首為千古名篇，其中的《潼關懷古》中那句&ldo;興，百姓苦；亡，百姓苦&rdo;更是成為膾炙人口的民生警句。武宗的所作所為，他自然要用儒家&ldo;民為重&rdo;的觀念進行規勸。在他以及眾多儒臣看來，成宗雖然抱殘守缺，不思變革，但畢竟還與民休息。成宗朝的合格繼承人，應該是一面繼續與民休息的政策，一面改革弊政，將一度停滯推行的漢法重新啟動。豈料，武宗竟然反其道而行之，莫說漢法，連世祖、成宗朝堅持的多法並存的格局都打破了，弄成了&ldo;亂治&rdo;‐‐這位統兵有方的青年天子，在治國方面實在很糟糕。

武宗何以如此？先期避禍的李孟不會明白，期望進行&ldo;更正&rdo;的哈剌哈孫不會明白，寫《上時政書》的張養浩也不會明白。

很多事情，在當時想不明白。而跳出當時的環境，後人倒可分析出一二。南北朝劉宋皇族荒淫暴虐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不求甚解者往往都會用&ldo;神經&rdo;、&ldo;腦袋進水&rdo;之類來一筆帶過。而錢穆先生則從兩晉風尚、皇族教育中總結出原因：&ldo;此等荒誕，疑非人情。然賦予一種可以窮情極意的環境，又習聞到一些一切不在乎的理論（即虛無放達的人生理想），而不加以一種相當的教育，其趨勢自可至此。南朝的王室，在富貴家庭裡長養起來（但是非門第，無文化的承襲），他們只是稍微薰陶到一些名士派放情肆志的風尚，而沒有浸沉到名士們的家教和門風，又沒有領略到名士們所研討的的玄言與遠志。在他們面前的路子，只有放情胡鬧。&rdo;

武宗的作為遠不如劉宋皇帝們荒唐，自也有其內在原因。

那便是對官僚政治體制的反抗和對蒙古帝國時期政治的追隨。

元朝脫胎於蒙古帝國，然而兩個國家的政治基礎則迥然不同。蒙古帝國時期，帝國的使命便是不停對外征服，整個國家的運轉全是圍繞軍事。從成吉思汗到後來的窩闊臺、貴由、蒙哥，歷任大汗雖寬、峻各有不同，但與其說是國家首腦，倒不如更像是軍事指揮官。而元朝，雖然世祖忽必烈也頗為熱衷於對外征服，但他已經建立了一整套適合內政而並不適合對外戰爭的官僚政治體制，代表軍事體制的&ldo;漠北舊制&rdo;很大程度被官僚體制所侵蝕。到成宗朝，因為皇帝本人的能力和敬業問題，官僚政治體制發揮了極大的作用，前有完澤，後有哈剌哈孫，都是文官系統的代表人物。尤其是哈剌哈孫，作為丞相，可以利用官僚系統阻撓卜魯罕皇后的謀劃，甚至還能夠協助愛育黎拔力八達輕而易舉的剷除前朝皇后一黨。這在蒙古帝國時期是不可想像的，要知道，按照蒙古帝國舊制，大汗死後，皇后是可以合法攝政，並組織召開選汗的庫裡臺大會，由親貴勛臣選舉大汗的。這也就是所謂&ldo;元皇朝確立的中央集權官僚政治體制，已在相當程度上腐蝕了漠北舊制。&rdo;

武宗年紀輕輕便總兵漠北，身邊都是彪悍少文的武將，日常都是蒙古傳統濃鬱的軍營生活，做起事來也都是沒有商量只要執行的軍令風格。武宗這個在元朝時期出生的年輕宗王，在起成長的關鍵時期，所處的環境卻與蒙古帝國時期相差無幾。那麼，是追隨哪怕遷就從忽必烈開始的官僚政治體制，還是儘自己所能去恢復漠北舊制，將已經相當內斂的元王朝重新改造為以征服為使命 的蒙古帝國，對武宗來說，是根本不需要考慮的。

登基大典上，武宗便把曾祖父忽必烈登基時那些&ldo;三辭三讓&rdo;的漢法禮節拋開，使用了蒙古帝國時期大汗即位的儀式：&ldo;宗王七人坐海山白氈上，二王扶其臂，四王舉氈奉之於寶座上。一王獻盞，諸珊蠻為新帝祝壽，而上尊號曰&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