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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身邊，最為重要的三個幕僚，對日後&ldo;行漢法&rdo;，以及大元王朝的開創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其一是河東交城人張德輝，字耀卿，號頤齋，原在金朝在御史臺衙門供職。金亡後，投到蒙古大將史天澤幕下，1247年成為了忽必烈身邊幕僚。

其二是河北邢州人劉秉忠，字仲晦，初名侃，年輕時曾隱居為僧，又名子聰。1242年隨禪宗宗師海雲法師北上到蒙古帝國都城和林論道，從此便留在忽必烈身邊。

其三是河南許州人姚樞，字公茂，號雪齋、敬齋。早年在楊惟中幕下，後被引薦給窩闊臺汗。1241年任燕京行臺郎中，但因與主管官員意見不合，棄官而走，隱居於輝州蘇門（在今河南輝縣北）。1250年，在忽必烈四處尋訪人才之時復出，投在忽必烈門下。

所謂一言興邦，一言喪邦。這三人在忽必烈身邊，不知有多少建言獻策，但最重要的往往就一句話，決定了忽必烈日後的政治走向。

張德輝在面對忽必烈所問&ldo;或雲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rdo;時，慨然答道：&ldo;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睹。宰執中雖用一二儒臣，餘則武弁世爵，若論軍國大計，又皆不預。其內外雜職，以儒進者三十分之一，不過閱薄書，聽訟理財而已。國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儒何咎焉？&rdo; 這番話，可說是解除了忽必烈對於行漢法的疑慮。試想，金朝漢化很深，結果在蒙古的進攻之下幾乎無還手之力，不把其滅亡和儒家學說分開，怎麼會讓忽必烈相信儒家可以幫助治國呢？

劉秉忠對忽必烈影響最大的一句話，是&ldo;以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之&rdo; ，這話千百年來一直為勸諫開國皇帝最簡單也是最實在的話，對於武功極盛而文治極不足的蒙古帝國來說，更是至理名言。

姚樞則簡明扼要的列出了自己&ldo;以治國平天下之大經,錄為八目:日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遠佞&rdo; ，更提出救治時弊的具體主張：立省部,庶政出於一途;舉賢任能,慎重選拔,裁汰冗員；廢除世襲,頌行奉祿;打擊貪髒,廣開公道;定法律,審刑獄,生殺大權歸於朝廷；設監司,明黜陟,分辯善惡;定徵斂,簡驛傳,減輕地方州縣之負擔；建學校,重儒學,培育人才；厚風俗,美教化,搞好社會風俗；重農桑,輕賦稅,省徭役,禁遊惰,減輕民眾負但；獎勵耕織,撫恤鰥寡;推行屯田,以實邊防；通漕運,廣儲蓄,以備饑荒；立平準,管物價等等。

張德輝、姚樞、劉秉忠已經是在將忽必烈看作日後一個開國帝王來培養，而忽必烈也把他們當作自己日後的宰輔來使用。這看起來似乎有些好笑，當時的情況來看，忽必烈完全說不上必然會有日後那麼光明的前途。但在眾多蒙古的貴族中，他是唯一一個對於漢法有著濃厚興趣，並希望借之成就事業的皇族子弟。即使明知道忽必烈恐怕難以在日後的博弈中勝出，張德輝等人也必須一試。

有人把他們說成是&ldo;漢奸&rdo;，似乎不該為異族出謀劃策。但是，儒化很深的金朝、西夏已經滅亡，那個一直苟延殘喘的南宋雖然可稱是&ldo;中華正統&rdo;，卻是扶不上檯面，滅亡只是遲早問題。這些儒生要想延續中華文化的命脈，還能依靠誰呢？

到蒙哥稱汗，忽必烈出鎮漠南漢地，當初那些還看似縹緲的希望一下子清晰了起來。無論是忽必烈本人還是身邊的謀臣們，都開始加大積蓄力量的力度。尤其是對於人才的儲備，更是四方延攬，不遺餘力。很快，在藩邸舊臣的基礎上，大批漢人文士聚集在了金蓮川。

被忽必烈招入金蓮川幕府的人士，可以考證的有六十餘人。除了先前所說的劉秉忠、張德輝、姚樞外，又有趙璧、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