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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歷史的這一卓越篇章行將結束的時候訪問過日本的西方觀察家，對於日本所取得的物質成就，即便以西方的標準來衡量，也產生了強烈的印象，特別是如果他們是象本文作者在1929年那樣取道印度和中國前往日本的話，其所得印象當更為強烈。但是，這第一個印象馬上就被第二個印象所壓倒。第二個印象也同樣強烈：日本人取得物質上的卓越成就，是付出了可怕的、也許是高到嚇人程度的心理代價的。日本的成年人，不論男女，亦不論屬何階級，看來都是心事重重，精神上象背著千斤重擔。就內心舒但而論，他們的境遇也許還不如一個吃不飽、穿不暖、棲身破屋的中國苦力或印度農民生活得那麼愉快。

（二）日益增長的人口壓力

這些令人不堪折磨的個人憂慮的終極原因是日本人生活中的一場革命。這場革命雖然不同於明治初年的文化革命，但卻是和它同時發生的，而且至少是部分地由它所引起的。1873年，日本列島的人口是三千一百萬；到1939年已經增加到近七千三百萬左右；而在1935‐1940年間，仍以百分之五點六的淨增率繼續增長。這五年期間的增長百分比是驚人的，即便還不及1925‐1930年那五年的高峰數字百分之七點九那麼驚人。

這樣大的人口壓力是日本的嚴酷歷史上的一個新的夢魔。在早先的時代，日本人民向北擴張，擠走該群島先前的阿伊努族居民，從而為它不斷增長的人口找到出路。在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之交建立德川政權以前的四百年間，由於有經常發生而且破壞性愈來愈大的內戰，他們的人口才沒有增長；在德川政權的和平時期，他們透過其他的社會風俗習慣來控制人口；這種人為地把人口保持在116不增不減狀態曾經是德川制度其他一切的基礎，是德川政權要把日本生活凍結二百五十年之久的企圖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即便說這種企圖只是取得了區域性的而且是逐步減小的成功。明治維新怠在用同樣徹底控制之下的西方化過程來取代徹底控制下的閉夫制度，新時代的政治家們在追求這一目的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但他們未能保持住對人口增長的控制。先前對出生人數的抑制，由於文化變遷的潛移默化而隨著從前習慣的廢棄而消除，一個新的抑制‐‐即對死亡人數的抑制‐‐卻由於現代西方衛生學成功地傳入日本而起作用。人口增長失去了控制，因之到了1939年這一社會不幸所帶來的經濟和政治問題便變得那麼纏擾不休，致使日本政治家們的治國之才迄今尚能設法保持的那種審時度勢的主動自由，大有被剝奪以去之勢。

人口按這樣的幅度增長，對於處在任何情況下的任何國家，都會是個嚴重的難題；而明治時代的日本，情況更有幾個特別不順遂的特點。日本的天賦自然資源不論拿何種型別的經濟來說都嫌貧乏。它的可耕地不及其面積的五分之一；森林覆蓋的陡峭山巒不宜於放牧；礦產之貧乏又絕不亞於義大利。1自然地理的這些無情事實，給它的食品生產和它利用本國資源無論為輕工業或重工業提供原材料的生產都設下了嚴格的、狹窄的界限。因此，新體制下人口的急劇增加使它有必要去找額外的土地，供它殖民和耕作，以排出過剩的人口，或者透過提高生產率，做到以日本製成品去購買外國食品和原料，為國內多餘人口謀生計，從而避免移民出境的必要。但是這兩種理論上說來可供選擇的解決辦法的前一種，在1939年事實上已無法考慮了。

1在日本本土及其祖先留傳的各島中，有銅、若干劣質的煤、一些鐵礦和少量石油。在1939年，日本可以自由支配的蘊藏量最富、最容易開採的煤礦和鐵礦是在它的傀儡國家滿洲國‐‐特別是在南滿。 （三）透過和平手段解決人口問題的嘗試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