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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工作隊來隊裡搞一打三反，有人揭發他們常聚在一起聽&ldo;黃色唱片&rdo;，工作隊就將他們當作&ldo;&tis;&tis;小集團&rdo;整了一下。其中杜義田被拿掉了團支書職務，曹士英被勸退出武裝民兵。
這時我們才知道，曹士英已故的父親解放前在璦琿古城裡有一家最大的商店，解放後，被定為當地的&ldo;資本家&rdo;，這家店後來在公私合營時成了大隊部和武裝民兵連部。
但他家裡畢竟有些&ldo;老貨&rdo;，包括留聲機之類。文革初，幾個當地高中回鄉的青年聽&ldo;黃色唱片&rdo;一事，就發生在他家裡。
其實，他們聽的&ldo;黃色唱片&rdo;不過是一張梅蘭芳唱的老京戲。
自從這次&ldo;一打三反&rdo;之後，他們精神消極，情緒對立，牢騷滿腹。
四年後我當隊長的時候，這些人也大都成家有了孩子，消沉在養家餬口的平冗日子裡了。
我是個不想捲入內部政治糾紛的人，平時跟他們沒有私下來往。沒想到鬼使神差地，貧協安排我在年初一去他們其中之一的杜義田家過年，這才對這些人幾年來的苦悶有了一些瞭解。
我鼓勵這些曾經挨過整，在隊裡還算有點文化的人出來為生產隊出力，但他們總是以&ldo;同有些人合不來&rdo;為理由而拒絕了，大半年過去，也沒什麼效果。
曾經年輕氣盛的曹士英更是悲觀失落。他原先在生產隊當馬車老闆，有一次從馬車上摔下來，留下了腰傷的後遺症，不能再趕馬車，也不能去大田幹活。去年分紅時，他倒欠了生產隊的錢，這根家庭的頂樑柱倒下了。
我能想像得到，曹士英老婆前來向我哭訴，那一定是生活把這對夫妻逼到了無法顧及面子的困境。
作為個人，我同情他，作為隊長，我也有責任關心他。
當然，我不能一個人貿然決定此事。在隊委會上，我擺了曹士英家的困難，然後又說了一個情況：
&ldo;餵了兩個月馬的老段最近多次提出不想在夜間餵馬了，一開始他提出家裡只有兩床被子，小孩倒有三個，平時他和小兒子睡一個被窩。自從他到馬棚過夜後，就一直沒蓋過被子，說自己受不了。我以為真，就把自己的大衣給他送去了。這幾天，老段又找了個理由，說是不習慣夜裡幹活，他是真不想幹了。我也覺得長期這樣下去不行，還是換個人吧。曹士英以前是生產隊的車老闆，對馬匹習性十分熟悉，餵馬又不是重體力活，我想就讓他夜裡餵馬怎麼樣？&rdo;
無人響應我的提議，沉悶很久。
劉承新打破了沉悶，提出不同意見：&ldo;曹士英父親原來是古鎮上開店的資本家（其實頂多也就算是個小業主），曹士英本人在一打三反中被清出武裝民兵，這個人政治上不可靠。而且生產隊夜間餵馬的人連帶著要看場院，這集體財產能給曹士英這樣的人看管嗎？&rdo;
說完，他還語重心長地提醒我：&ldo;這可是個階級路線的大問題呀。&rdo;
我解釋：&ldo;現在生產隊真沒有什麼輕活兒好安排。再說，生產隊是要依靠貧下中農，但同時也要團結95的社員，包括出身不好甚至犯過錯誤的人，像曹士英這樣長期無法下地幹活，連家都顧不過來，生存都成了問題，我們哪怕看在那三個小孩的份上，也要想辦法讓人家能掙工分生活呀。&rdo;
大家聽後雖然仍不吱聲，臉色卻表露出同情。不管怎麼說，都是一個隊裡的人吧。
劉承新看懂了大家臉色，不再反對，但也不表示支援。
圍繞這件事，隊委會竟然花費了三個多小時也無結果。我說：&ld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