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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天，照顧我生活的小李給我送來了毛巾、牙刷之類的日用品。 秘書也來看過一次，我更加放心了。晚上，他們讓我睡在地板上。他 們大概想叫我們這做&ldo;官&rdo;的吃點苦，可這些青年哪能體會到我們 當年在革命戰爭中的艱苦？睡地板又算什麼？但我對&ldo;文化大革 命&rdo;實在無法理解：打擊面那麼大，方式又那麼混亂，於國於民會有 什麼樣的後果呢？ 第二天我被押上火車，沒有臥鋪。他們總算客氣，讓我住進列 車員房裡；大約還是為了不讓我和乘客混雜，便於監管之故。車行 一夜，便到了北京。總計我到太原，不過一年多一點，就又回來了， 可笑我當初還打算在山西長久住下去呢。前後想想，不免也生些感 慨。 在北京車站停留了一下，我就看了看大字報，看到江青、陳伯 達關於陶鑄的講話，知道陶也垮臺了。他本是中央特意從南方調來 擔任中央文革顧問的人，卻這麼快就倒了。另外，還有許多各種&ldo;打 倒&rdo;、&ldo;火燒&rdo;、&ldo;炮轟&rdo;的大字報，我也記不清是針對誰的了。 此後我被帶到地質學院，有不少學生監視我。我就和他們聊 天、談話，瞭解情況。有個學生說：薄一波也給抓起來了，是我們抓 的。言下頗有得意之色。我本很想透過閒談，勸他們清醒一點，但 他們正陶醉在這種&ldo;革命&rdo;的舉動中，自然沒有我這大黑幫說話的 餘地。 又過了一天，他們議論著：上面不肯收容我。這下抓人的人們 似乎也傷了一陣腦筋。後來終於得到了北京衛戍區對我實行&ldo;監 護&rdo;的決定。於是我又被送到一個簡樸的營房裡，改由北京衛戍區 &ldo;監護&rdo;了。當時我不知身在何處，有一次從一張買東西的發票上， 看到五棵松某店字樣，才知住處是在五棵松附近。記得那時在關押 的地方，曾聽到薄一波的聲音。我雖然辨別聲音的能力頗強，但再 也聽不出其他熟人的說話聲。
這以後：我常常和看守我的人吵架；他們對我有侮辱行為時， 我就也還手。我明知自己年老體衰，和年輕小夥子打架是自找倒 黴，但打不過也要打，不能白受侮辱。這一來，他們反感到為難了， 說：這老傢伙找死，動不動就拼命，難辦！ 1967年1月26日，我發作了前列腺急性炎症，痛苦異常。軍 營裡找個軍醫給我在尿道里插了一根很粗的管子導尿，十分難受 而又不能治病，長此下去總不是辦法；我就寫信給中央文革負責人 陳伯達，說我病情嚴重，要求住院治療。這以後才讓我住進了267 醫院。我住在醫院側面平房裡，聽說是傳染病房，也不知確否？我 住的單人房間，對外完全保密，不接觸外人。現在記不清是哪一位 同志，可能是劉少文，這期間曾奉命來看過我一次。我問：為什麼抓 我？他說：在衛戍區是監護，對你有保護作用。我當時不瞭解情況， 以為這不過是藉口。後來聽說張聞天在外面不斷被各造反派組織 揪鬥，實在吃不消，自己請求要&ldo;監護&rdo;。果真如此，這&ldo;監護&rdo;就確有 幾分保護作用了。談話中我還向他提出，我的情況要通知家屬，他 答應了。到了3月我病情基本得到了控制，準備要出院了。這時管 我的專案組人員帶了唐棣華來看我。在這種情況下相見，真不知該 說什麼。我們於是握握手，相對一笑，然後坐下來談我的病情，談家 中孩子們的情況等等。給我看病的張醫生一向對我很關心、很和 氣。他仔細向我老伴介紹病情，反覆說明我的病是前列腺炎症，不 是癌症，讓家屬放心。其情可感。不過，我們見面那一笑也引起了 別人注意，甚至傳到了唐棣華的單位。據她說，後來她單位的造反 派還曾追問：你們笑什麼？有什麼名堂？ 我3月10日出院，監護地點轉移到玉淵潭一帶，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