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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回來的2460份調查表，最終只確定了1200多名倖存者。
10年之後，我試圖尋找那些曾經參與過調查的老師和學生。金陵中學學生工作處的劉老師在厚厚的學生社會實踐報告中為我翻到了一篇當年高三（二）班學生對一位倖存者的訪問記錄。記錄中老人向學生描述了他如何冒著生命危險儲存下記錄日軍暴行的照片。但當我請劉老師聯絡這個班的老師和學生時，卻異常艱難。校長、政教處老師、班主任全都不記得10年前曾經有過這樣一個活動。那些學生更是杳如黃鶴。最後，對這個活動還有些許記憶的劉老師自言自語道：“當年記者採訪，媒體報道，多麼轟轟烈烈的一件事啊！怎麼都不記得了……”
缺乏系統的訓練和組織，直接影響到調查的結果。對此，上世紀90年代末就開始進行幸存者調查的張連紅深有體會。他說，記錄口述歷史是一個非常複雜的社會學問題，對採訪者的要求很高。它要求採訪者具備相關的歷史知識，需要對被訪者有一些瞭解，要做問題設定。“對提問要進行細化，比如，被訪者的年齡，職業，家庭情況，戰爭來了為什麼沒跑，第一次看到日本人的情景，心裡怎麼想的，等等問題。這樣，一個豐滿、富有個性的人才能勾勒出來。”
與被訪者之間的情感聯絡對於訪談也非常重要。令張連紅至今念念不忘的一個老奶奶，12歲在孝陵衛砍柴時被日本兵強暴了。以後的歲月裡，她曾兩次嫁人，因為不能生育，婚姻都失敗了。她看到張連紅經常陪一個鄰居老太太聊天，覺得他人不錯，才對他開口。而此前，她沒對任何人說過，包括她的兩任前夫。張連紅記得那個老奶奶家裡收拾得非常乾淨。“你無法想象一個80歲的老人，家裡比年輕人還乾淨。由於日本兵的強暴，在她心中對髒特別敏感。我採訪她的時候，她一個人住，而且一天到晚都不關門。”
這種細節化的東西，非專業的採訪者是很難挖掘出來的。而遺憾的是，由於教學、研究等工作壓力，現在張連紅已經很少做倖存者調查了。
1984年調查出來的1756名倖存者，現在也只剩下了400人。
私人日記中的記憶（1）
《名錄》的另一個資料來源是近年來披露的留存在海外的私人日記。
1937年，大屠殺來臨之際，一些生活在南京的外國人沒有跟隨他們的朋友撤出南京，而是勇敢地站出來成立了安全區，並挽救了25萬南京市民的生命。他們中的許多人為這段歷史留下了寶貴的記憶。長期以來，這些私人日記一直沒有公之於世。
1996年8月，朱成山突然收到一個寄自德國柏林的包裹，開啟一看，竟是長達87頁的“拉貝致希特勒的報告書”和“拉貝先生簡歷”。
德國商人約翰？拉貝是當時南京國際安全區委員會主席，被南京老百姓稱為“活菩薩”。而戰後，他卻沒有像他在安全區的同事那樣，出現在東京審判的證人席上，關於他的資訊也沒有再出現。
但朱成山相信拉貝一定留下了對於南京大屠殺的回憶。1995年，當張純如來到紀念館尋找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資料時，朱成山建議她到德國尋訪拉貝的足跡。
“當時，我只是給她提供一些線索，並沒料到她真的會去查詢。”更沒想到的是，她找到了拉貝先生的外甥女賴因哈特夫人，並且發現了塵封59年的《拉貝日記》。
賴因哈特夫人正是根據張純如留給她的地址，給朱成山寄來了拉貝的資料。朱成山趕緊請人翻譯，並對資料的內容和真實性做了研究和考證。在這一過程中，賴因哈特夫人受到紐約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陳憲中、邵子平等人的
